疫情時代美中攻守異位
但疫情爆發後，北京猛烈回擊選情危殆、言詞脫軌的川普、龐佩歐，甚至西歐多國也被中方外交和宣傳砲火波及。疫後損失慘重的西方國家在拜登回歸多邊主義後，不僅在安全、科技、貿易等方面逐漸疏遠「中國風險」，甚至社會、文教領域也出現與中國脫鉤的明顯跡象。
反之，中方因而也更重視以內循環為主的「自立更生」，力圖撐過「去全球化即去中國化」的百年變局。美國走出川普的盲目攻勢，不僅要爭取經濟軟著陸，且希望拉回盟友轉守為攻。中國較晚解封，「二十大」後也極力在經濟與外交上雙突破，主動參加或主辦包括APEC與上合、金磚、帶路等多個重要多邊大會，也邀到法德、紐澳、蒙菲越星等國總理總統來訪。
但中國大陸外交主動未能將效益延伸至經貿領域，也未能扭轉西方民間在疫情時期對北京激情爭辯的反感，形成美方落實安全圍堵、經貿施壓、科技斷鏈、文教脫鉤的有利國際氛圍。俄烏戰爭則進一步成為西方警示臺海危機的模版。中方雖勸和促談，也斷難拋棄俄國。或許只能退求俄烏僵局，使美歐需長期分兵守備東歐。
華府精準截堵，擾動北京多重挑戰
美中攻守異位，美方得分之道不僅是揚棄了川普單邊冒進攻勢，更重要的是藉助偶發重大事件—疫情，令西方集團重新整隊，但也不簡單粗暴地複製對蘇聯的圍堵。因為在後全球化的時代，把「去風險」一步到位搞成軍事圍堵，不僅西方盟國多所保留，大陸周邊國家更難以支持。但從科技、產業、供應練到文教、社會領域精準截堵包圍的組合拳，已經使受疫情衝擊的大陸經濟更備受挑戰。
資料顯示，疫情前大陸是全球130個以上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長期是最大外資流入國。2023年起，許多國家因為美國發起的供應鏈重整，不僅接收了大量從中國大陸流出的訂單與資金，也陸續使中國讓出多國最大貿易夥伴的位置，正在逆轉19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與各國全球化的雙贏趨勢。這又造成中國進出口貿易續降，經濟增速放緩，間接助長了一般民眾的就業壓力與消費不振、市場主體信心流失的危機，使原本已經處在動盪中的地產與債務風險，疊層加重。「六保」與「六穩」（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保能源、保產業鏈、保基層運轉；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已是「二十大」開局後，艱鉅的重中之重。北京除了宣導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安全倡議、文明倡議，皆訴求以聯合國為中心），當下難以像疫情前那樣，對國際社會具體發力。
美攻中守：高成本動態均衡
不過美攻中守的態勢下，美國希望達到的是以精確、縝密的施壓阻斷中國長期以來各方面的上升趨勢，但非到必要或絕對有利時，不引起核大國直接交戰。美國處理克里米亞危機以來的對歐洲與對俄方略，已是明確的示範，且獲致相當的成效—嚴重削弱俄國作為大國的綜合實力。反之，北京面對後疫情帶來的百年未有風高浪急之局面，非到政權面臨危機或「前景」絕望之際，必不放棄維護「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的相對和平的外部條件。
人們由是可以窺知美中後疫情時期新的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雙重特徵：一、爭取盡量在不穿破和平底線的前提下，以施壓包圍vs.抗壓突圍完勝(outcompete)對手。二、為可能的軍事攤牌—包括代理人戰爭，爭取有利條件與準備時間。中小國家面對這種比冷戰與後冷戰—霸主主導時期更不穩定、易燃性與失誤成本更高的戰略時刻，國家生存利益的核心指導原則應該有三項：一、做好面臨經濟與安全風險的準備；二、對突發的危機以冷靜與耐心應對；三、避免成為動態均衡的破壞者或犧牲品。如上，或勉強可以趨吉避凶。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