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權力移轉論(power transition)在內的當代主流現實主義分析,一般都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激烈競爭的大國中佔據優勢,尤其是擔任霸主一方的大國,會偏好維持現狀的守勢戰略;而崛起一方的第二號大國,勢必是採取攻勢的挑戰者。也算分享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雖然動力邏輯不同,同樣認為自由主義霸主(liberal hegemon)通常居於「被邀請的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地位,而且它的主要追隨者因為多半也是自由民主國家,所以挑戰現狀的敵人通常是威權主義的擴張者。
現代霸主從來不會固執守勢
這種有利於向一般大眾宣傳的觀點,忽略了實力居於優勢的霸主有可能從「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思考,認為蒙受損失更令人恐懼和討厭(loss aversion)。如果現狀霸主本身又有像是「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固執以及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的想法,就更不可能接受學術推論成立,實際上不可接受的「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安排:留下制度、功成身退。如果制度與秩序變得不利創建者,身為霸主也可能選擇毀棄與退群。20世紀英國和平接受美國接手霸主,邱吉爾並不是沒有抵抗過,只是最後力不如人,才退居大西方的心靈導師。
即便不考慮「使命」,從地緣空間角度出發,霸主也希望鞏固自身所處區域的主導地位,防範對手區域出現單一主導者,這也算是一種「居安思危」。尤其是國內政治勢力對重大議題南轅北轍時,對敵手的擔憂自會更加活躍。所以自由霸權並非總是坐等「珍珠港情境」水到渠成,也可以先用制裁向對手廣域包圍、極限施壓。若挑戰者因體質缺失競爭不過而自退,固然可一再「贏得冷戰」。如果挑戰者在地緣、經濟、政治競賽挑戰失去耐心,提前掉入「注定一戰」的陷阱,則不僅要承擔「開第一槍」的批判,且可能因人單力孤而敗戰。
藉由上面的討論來看疫情後美中近期的激烈競爭,或可在「對話」與「對抗」氛雜並存的亂局中,將大國攻守形勢看得更清楚。從胡錦濤第二任期後期經濟規模接連超車英、德、日並於奧運、世博盛會之後,在南海劃界與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中強勢作為,早已惹起歐巴馬政府以「東亞軸心」(pivot to Asia)與安倍「自由繁榮之弧」、「印太」等對抗性回應。然後是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並更積極投身主場外交,確認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到這裡可以說是美中互有攻守,但崛起的北京「更加奮發有為」,較引人側目。緊接著是川普訪問北京祝賀習連任後,迅速推出貿易戰,直到疫情前他打擊面過大,無視盟友,迫使包括日韓法德與東協,都採取不同程度避險策略,美國領導形象也大受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