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個霸權國，晚近兩百年因歐美日等國的興起而有點落鬚；1978年共產黨安內有成後，開始在經濟上發奮圖強，短短40年間竟從不足為道的小咖，蛻變成可以和美國對幹的超級大咖。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是由公營事業擔綱，輔以官二代、富二代所組成的民營企業，大家以國家利益而不是個別公司利益為主軸，由政府統一佈局經貿發展的戰略並居中調配各項經濟利益。因此中國企業主關心的不是董事或股東的權益，而是政府主管的指示；這些共產黨籍的企業主隨時可依上級命令轉戰更重要的職位，至於所經管公司的成敗，只是職位變動的參考而已。
中國企業這種不必顧及個別公司成本效益的團體戰，在本來就已剷平貿易障礙後的自由競爭市場，當然所向無敵；就算是原本霸占市場的八角章魚，因得顧及本身利潤也都漸感不支。反觀中國國內市場因WTO貿易自由化停擺，仍維持著原本外貨進不去的封閉狀況，故中國市場一直不太感受到國外企業的競爭壓力；縱使有些個別的八角章魚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然在中國人治和一切管制的商業環境下，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拚搏時，總覺得是和中國政府對打，因而處處受制施展不開。最近幾年這些跨國公司似已逐漸認清這場不公平競爭的本質，於是全球經濟在雞兔同籠多年後，因美國川普總統的出手而開始翻轉，出現新的變局。
以個人本位所建構的民主社會，講究的是人權和自律，在私有財產被保障下，每個人得以自由地追逐自己最大的利益。產業內外雖也有合縱連橫的情形，但全都建立在自願和互利的基礎上，且隨時可以加入或退出；這和為了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被迫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方式去執行國家所交付的任務，大不相同。而且民主法治國家為避免侵害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政府的施政或立法都得先獲得多數人民的授權；加上授權的正當程序較長，故政府行為自然拖拖拉拉、俐落不起來。而極權專制的國家則不同，統治者不在乎被統治者個別的權益，施政完全以統治者個人的野心為依歸，也不必考量正當程序，所以在有能力的強人主導下，國力便能快速地增強。
其實民主法治和專制極權這兩種政治制度，在西方歷史上都曾交錯出現過，而過去500年來因民智已開，民主法治這套比較占上風；這期間全球若有戰亂，都是緣起於某個國家出現逕自跨越任期限制的強人政治，而當有能力的強人將國力推至某個高點後，為掠奪更多的經濟資源，接著就發動侵略別國的戰爭。自從習近平將自己塑造成不可替代的終身皇帝後，似乎讓西方社會聯想起這些歷史教訓。
歐洲是民主制度的發源地，基於豐富的民主和專制的交迭經驗，西歐人的政治心防早已根深蒂固；戰後破敗的西歐國家在進行國家間的經貿整合時，就特別地重視這條界限。《歐盟條約》(TEU)第2條明定歐盟是建立在個人尊嚴、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人權的價值理念上，因此若想加入歐盟必需符合民主法治的國體。這從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以及東歐國家的加盟過程中，就可證實這是加入歐盟的必要條件，而沒有達到民主條件的國家就無法入盟；WTO自始沒有這類的入會條件，不幸引狼入室後終於引發這場八、九十年來，全球再也沒見過的貿易大戰，等這場戰爭告一段落後，WTO得否依然健在？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作者為駐荷代表處經濟組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