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 年考進臺大醫科，到1968 到美國行醫將近30 年，1997 年落葉歸根在花蓮門諾醫院服務四年，我都沒有離開專業小兒科醫師的領域，但是我的一生，卻與台灣出版界產生不解之緣，甚至我在出版界和音樂界的知名度，超越過我在醫學界的知名度。
1966 年我的處女譯作《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在蕭孟能主持的《文星》出版，列入《文星叢刊》142 號，經此激勵，我再接再厲翻譯出大學時代培養我獨立思考的英國哲人羅素的二部書《羅素回憶集》、《羅素傳》，本來是要交給蕭孟能的《文星》出版，但因李敖在《文星雜誌》98 期嚴厲批評國民黨負責文工的謝然之，而書店遭到關門的命運，當時對我們這一代的《文星》迷，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並萌生出國追求《自由的滋味》的意念。而那時張清吉先生的長榮書店剛好在文星書店隔壁，他看到文星書店被國民黨打壓結束之前，人山人海的購書熱潮，以及讀者的依依不捨之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萌生了出版有經典價值好書的念頭。
我因常去長榮書店買舊書，而認識了張清吉先生，他雖以賣舊書起家，也許受《文星》關門的影響，1967 年他開始成立志文出版社，當時越戰開打，不少美國大兵來台灣渡假，掀起學習英語會話的風氣，於是順應時勢，他開始出版不少由日文翻譯過來英語會話叢書，和林語堂在大陸時代的舊作等，我頗欣賞他的行銷熱忱，於是有一天我帶著，自己已經譯好的《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手稿去見他，起先他擔心這類書水準太高，也許會造成曲高和寡的現象，於是我告訴他：「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你與其雜七雜八的出些英語會話叢書，不如多出版一些有價值的經典著作，為人生展現光華，對社會也會更有貢獻。」並慫恿他創辦一套高水準的世界名著譯作，在出版十幾本之後，市面反應不錯，於是定名「新潮文庫」。
我義務當他精神上支援的顧問（不是主編），於是張先生答應先出版十萬字的《羅素回憶集》（1967 年11 月），這套文庫於焉誕生了，而張先生在業務上也跑得更加勤快，我們二人都有期待，希望這套文庫能夠彌補《文星》關門後，台灣文化界的空虛感。結果銷售量出乎意料的好，三個月就賣出五千本以上，使張先生對這種高水準的譯作產生極大的信心；趕緊出版廿萬字的《羅素傳》，果然又是洛陽紙貴，便漸漸建立了「新潮文庫」的口碑，連殷海光教授和陳鼓應都來書店向張先生致意。
接著我與文筆頗佳的同班同學廖運範醫師（他是中研院院士，國際知名的肝病權威。）合作編譯《讀書的藝術》（1989年北京友誼出版社也印簡體字版），因為我已準備出國，我本來想譯的《佛洛伊德傳》，交給廖運範譯出，開啟了台灣佛洛伊德與佛洛姆風行的時代。我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到1968 年7 月出國之前，一口氣替「新潮文庫」編譯了八本書，包括《傳記文學精選集》、《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等，領了一筆當時看來為數不少的稿費，買了機票飛往紐約，開始我三十年的旅美音樂與醫學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