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去參加先鋒營，在那裡待了兩週。每天早上七點起床鐘響，儘管早餐的麵包捲吃起來像橡膠，但餐廳裡分麵包捲的女士們都很親切，甚至很溫柔。早上其他時間，我們會在海邊度過，曬太陽、游泳和踢足球。午餐時間，我們會排隊領飯、優格和葡萄，吃完就回房午休或假裝午睡。下課鐘是傍晚五點。下午我們會打乒乓球或下棋，然後分成不同的學習小隊：數學、自然科學、音樂、美術和作文。晚餐是蔬菜湯，我們總是囫圇吞完，趕著到外頭去搶露天電影的位子。晚上我們會聊到很晚，結交新朋友，年紀最大、最勇敢的先鋒隊員會談戀愛。
白天我們都在比賽，比誰最會理床鋪，誰吃飯最快，誰游最遠，誰知道最多首都，誰讀過最多本小說，誰會解三次方程式，誰會最多樂器。老師費盡心血一整年，教我們社會主義團結一心的大道理，那兩週完全被我們拋在腦後。營隊開始沒幾天，上頭就不再勸阻我們競爭，而是按年齡設定規範。賽跑、模擬奧林匹克運動會、詩歌比賽都由上頭統籌，後來更成為營隊生活的基本，只有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才會拒絕參加。兩週結束後，孩子們回到家，身上至少都有一枚紅星、一面小旗子、一張獎狀或獎牌，就算沒有個人獎，也有團體獎。我每種獎勵都有拿到。
我在營隊度過的那兩週，是先鋒營最後一次開辦。我拚了命才拿到的先鋒紅領巾，很快也從我天天圍去上學的寶貝，變成我家拿來擦書架灰塵的抹布。紅星、獎牌、獎狀和「先鋒隊員」的頭銜，不久也將變成博物館裡的文物、來自上個時代的回憶，變成某些人在某些地方經歷過的過去。
那趟海邊度假是我家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家人旅行。從此國家不再發放度假券。那年五月一日是工人階級最後一次上街慶祝自由與民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國家正式宣告改為多黨制，並將舉行自由選舉。當時距離羅馬尼亞總統西奧塞古處決時高唱〈國際歌〉還不到一年。波灣戰爭剛剛開始，而不久前才統一的柏林，已經能在紀念品店買到柏林圍牆的碎片。那一年多即使發生了這些事件，我的國家仍然不受影響，就算有也只有一點點。米那娃之梟飛起來了，而且一如往常似乎忘了我們。但這回她記得了，折了回來。
社會主義為何會走到盡頭？幾個月前，諾拉老師還在倫理課上向我們解釋，社會主義並不完美，它的到來和共產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是獨裁，她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但這和主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不一樣，顯然更優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由工人掌管，而非資本；法律是為工人的利益服務，而非只想追求利潤的人。但她坦言社會主義也有問題。階級鬥爭尚未結束，我們還有許多外敵，像是蘇聯，對方早就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變成霸道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會派坦克碾壓小國。我們也有不少內賊。那些曾經有錢、如今失去所有特權與資產的人，不斷密謀推翻工人統治，因此必須被懲罰。不過，無產階級終究會獲勝。諾拉老師說，只要人民在人道的制度裡長大，小孩接受正確思想的薰陶，他們就會被感化。階級敵人會愈來愈少，階級鬥爭會減弱，而後停止。這時，共產主義才會真的開始。而這也是共產主義優於社會主義的原因：它不必用法律懲戒人，而是徹底讓人獲得解放。共產主義並不像我們敵人所宣傳的會壓迫個體，而是自有人類以來，頭一回讓人完全自由。
我一直以為沒有什麼能比共產主義更好。我每天早上醒來都希望做點什麼，好讓共產主義快點實現。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曾經遊行頌揚社會主義、立志奔向共產主義的那群人，卻上街要求結束這一切。人民代表們宣稱，他們在社會主義底下知道的只有暴政與脅迫，而非民主與自由。
＊作者蕾雅．烏琵（Lea Ypi），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