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死後，台灣和海外的中文媒體不乏猜測其死因的陰謀論，但是西方主流媒體對這類的陰謀論嗤之以鼻，認為習近平大權在握沒有動機謀殺李克強。我無意猜測李克強的死因，但要從另一個角度談民主國家和專制極權政體，因爲對國家安全的計算不同，所以對彼此陣營的認知與決策都非常陌生，造成誤判。
舉例來説，第二次海灣戰爭結束後，伊拉克的薩丹海珊本人和身邊的高官、將領們被美軍逮捕並訊問。美國的情報機構發現彼等相信伊拉克宣傳機構所散播的新聞和評論。在自我反芻下，對西方國家的輿論和政治決策完全無知。因此雖然聯合國和美國強烈要求伊拉克公佈其沒有發展核武的證據，甚至發出最後通牒，但海珊的領導班子堅決不肯妥協的主要原因，乃是不肯讓其宿敵伊朗瞭解其弱點。因此就算虛張聲勢，也要堅持到底。當然這與共和國衛隊的將領們自我催眠，就算大軍已兵臨城下仍是如此。事實證明伊拉克軍隊根本不堪一擊。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美、英兩國的情報體系對伊拉克極權政權的瞭解也非常幼稚，除了對伊拉克核武計劃的情報蒐集與分析，犯了離譜錯誤之外，同時因為海珊拒絕聯合國的要求，更强化西方情報體系認為伊拉克有發展核武的判斷。
再舉前蘇聯的例子，史達林在列寧死後，雖然已經在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中大獲全勝，但仍對蘇聯進行「大清洗」，鼓勵互相監視、舉報，導致數百萬人死亡；而史達林在鞏固對蘇聯的控制後，仍三番兩次派人去暗殺其前政敵托洛斯基的舉措，更令人匪夷所思。
在歐洲戰爭前期，雖然蘇聯的情報體系掌握了數百條納粹德國準備對蘇聯發動戰爭的情報，但史達林本人卻堅信希特勒不會對蘇聯開戰。這是典型的以政治決定影響情報分析的失敗例子。
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情報體系，對國內的控制和國外的滲透花了難以計數的資源。按道理說對其敵對國家的情報收集、分析、研判應當較為完整。但蘇聯瓦解後，西方國家發現在整個冷戰時期，前蘇聯的情報體系對滲透、瓦解反對蘇聯的人權組織，比收集西方情報花了更多的人力與物力。
而在1970年代初期，蘇聯為了誤導西方國家，使他們認爲蘇聯有比西方更高超的軍事科技，因此派遣米格25戰機在埃及和以色列以高空和高速展示其性能。這神話一直在1976年蘇聯飛行員將一架米格25戰機飛到日本投誠後才被戳破。
在蘇聯瓦解前夕，西方國家的情報單位沒有一個能正確判斷，其經濟和政治體系已經瀕臨崩潰邊緣。只有少數幾位從蘇聯投奔自由的猶太經濟學家，認為蘇聯的計劃經濟無法維持。但這樣的公開情報來源，違反絕大多數西方情研人員的認知，因此完全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