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最開始白銀使用的並不多。秦始皇統一幣制之際，將全國貨幣規定為三等，白銀並不在貨幣其列，「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即使到了司馬遷所在的漢代也如此，白銀在漢代多數是儲藏之用，例外也就只是漢武帝與王莽時期，不過漢武帝的「白金」是以白銀為主要成分的銀錫混合物，而王莽的所謂白銀則是實在的白銀。
王莽改制中，幣制是重要的一塊，又關係民生，因而影響很大。王莽四改幣制，所造「大泉五十」的重量是西漢五銖錢的二．五倍，價值卻規定為後者的五十倍，以此應對財政危機，其對民間私鑄錢幣十分嚴厲，甚至禁止民間持有銅、炭以防止私鑄，但即使定罪「私鑄錢幣者死」也不能完全禁止民間私鑄。錢穆認為，複雜而紊亂的幣制使百姓憒亂，貨幣不能流通，為王莽最大之秕政。「因犯法者多，由郡國備檻車鐵鎖，送至長安鐘官（主鑄錢者）處，愁苦而死者達十分之六七，可知王莽幣制之擾民。」可見法律需要有人情基礎，打擊私鑄如此不得人心，實施效果不佳，擾民無數，「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王莽改制的失敗，導致了實物貨幣的流行，《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記載：「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這裡的「金」通常被認為金銀並行，金銀從此作為流通物算得上王莽幣制改革遺產之一。
魏晉以後，源自佛教文化等外來文化的影響，黃金白銀開始受到歡迎；除了鑄造佛像及佛寺飾物等宗教用途外，黃金也作為賞賜、飾品，當然也作為鑄造貨幣之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階段黃金的普及使用，導致了黃金的不足，白銀也作為補充使用，從此用銀逐漸增加。金銀的普及，外來影響不可忽視，一是佛教建築中用金，二是國際貿易，「由於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國家如大月氏、安息、大秦、南天竺、扶南等國均重視使用金銀，同中國的交、廣地區全用金銀交易」。
唐代，金銀更多為上層使用，更多帶有商品性質，兩宋之後，黃金主要作為儲藏與大宗支付手段，而白銀則進入民間，與錢並行使用，金元之後更是如此。白銀在中國的作用日漸重大，最終將中國塑造成最大的白銀王國。
如前所言，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白銀後來成為中國的價值尺度，其實更多源自元代蒙古人的統治。學者彭信威考證這可能源於蒙古人受到鄰近民族的影響，比如花剌子模。儘管如此，蒙古人統治初期，還是以紙幣為主──也就是所謂的鈔，同時禁止金銀流通，卻最終難以杜絕民間使用。明朝建立之後，鈔退出歷史，最終確立了中國的銀本位制度。
西方世界過去的國際結算基礎是金幣、銀幣和銅幣的混合使用，對應幾乎同時代的中國明清，則是「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二者其實不無類似之處。學界的普遍共識在於，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產物之一的國際貨幣制度，出現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尤其是七○年代之後，從此黃金才作為國際貨幣基礎而存在，而這又幾乎同時對應著中國清末的幣制改革、白銀本位的確立。中西在此明確走向了黃金本位與白銀本位的不同方向。
明清時白銀的廣泛使用，被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與世界市場關聯的「焦點」，白銀甚至成為一種象徵，象徵現代世界對於古老帝國的「溶蝕」或者「入侵」。白銀在西方式微的同時，它在東方的作用則得到加強。為何東西方白銀走向不同道路？這是否又決定了兩個世界不同的走勢？無論如何，白銀是一個隱祕的脈絡，順著這一線索，或許可以聆聽一些歷史深處的迴響與餘音。
＊作者徐瑾為中國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著有《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本文取自作者新著《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