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臺大歷史系陳弱水教授出版了《人文與民主的省思》，這本書的理念承繼自余英時先生的「人文與民主」，書中對「人文」、「人文學」、「人文學科」、「人文學者」做了細緻的分析。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與學術區分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三大範疇，「人文」與「科學」彷彿有某種張力。
不過，近代歐洲也出現了「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將「人文」連結到「科學」，並非要將「人文」化約到「科學」，書中解釋：
「打一個簡化的比喻：要達到了解熟朋友或者深入調查對象的程度，有同理感，能掌握他們的內裡，洞悉他們的情感動力和行事邏輯。這不能僅僅對可視證據的整理分析，還要有『詮釋』（interpretation）的工夫」。
這「詮釋」的工夫很值得注意，陳弱水教授認為，人文研究的兩大元素分別是探查（investigation）與詮釋（interpretation），詮釋涉及到「闡發事物的涵義，詮釋的對象從日常生活、社會建構、文化活動到文化產品都有。」
換言之，如何從具體事物「詮釋」出「意義」，是人文學的核心。
非人文學科領域也可能出現對具體事物的「詮釋」，陳弱水教授認為，這可以視為這些研究「具有人文成分」。
余英時先生曾撰文探討過古希臘的人文主義，而陳弱水教授則將人文學與人文教育追溯到文藝復興，他說：
「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發動者是人文學者（humanists），特別是義大利的人文學者。所謂人文學者，是指鑽研古代希臘羅馬文獻的人，他們透過文獻整理、翻譯、註釋、研究，將古希臘羅馬的世俗性文化遺產介紹給當時的知識階級，這些人也撰寫各類其他文章，對中古以來基督教神學為中心的思想造成重大衝擊。大多數人文學者的職業是教師，在他們的影響下，古希臘文、希臘羅馬作品、歷史、倫理學、詩學等在教育中取得核心地位」。
由此可見，經典、文本的詮釋是重要的人文學活動，如何將對經典的解讀、文本的詮釋放到公民社會的脈絡來加以思考，也成為人文學科的重要問題。
美國哲學家Nussbaum寫了一本書叫《不為利潤一為什麼民主需要人文學科?》已逝的中研院學者蔡英文教授曾寫過一篇書評，書評中提到文化批判論者薩伊對人文學的看法。
薩伊強調「人文學是批判性的」，而且對於公民而言是民主性的，也是一種不斷展現、發現、自我批判的過程。
蔡教授在書評中指出：
「薩伊承認人文學的研究並不必像社會科學一樣， 必須具體地解決當代世界的問題，但是它也不能因此被看成為修飾品， 或者追憶懷舊之物。人文學的研
究不為當下急迫之現實所束縛，因此經由其教育， 受教者被期望得以培養出知識的好奇心、開闊的眼界與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