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糧食充足這件事再怎麼確切無疑，人民也沒辦法光靠知道這件事過活。大家要活下去，終究還是必須仰賴自己購買所需糧食的能力—也就是在市場經濟中與他人競爭的能力。糧食可供應量（整體市場中有多少糧食）跟糧食可獲取量（每個家庭在市場上能購買多少糧食）之間有巨大的落差。飢餓是人在市場中無法購買足夠糧食時會出現的情況—而不是因為市場上沒有足夠的糧食所致。我在一九七○年代研究全球饑荒時發現，真正要緊的是關注糧食的可獲取量—而不是糧食的可供應量。
我要特別強調，這種對於饑荒原因的基本分析並不複雜，也並不特別新穎。孟加拉的糧食供應並未急遽短缺，但是戰爭經濟的需求卻將糧價一再推高，最後就超過了仰賴固定—而且低廉—薪資度日的貧苦勞工力所能及的範圍。大都市裡的薪資多多少少都有所調漲，因為戰爭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加了，但是鄉間的薪水卻不曾跟上，甚至分文未漲。所以飢民中最大宗的就是鄉村的勞工。但是政府並不特別關心這些人，因為政府主要擔心的是城市居民群起不滿，因為一旦引起他們不滿，就有可能導致戰事支援減弱。
為了確保城市人口糧食充足—尤其是在加爾各答—於是政府規定在加爾各答的糧行以固定價格販售糧食。這套配糧體系能有效涵蓋加爾各答的全部人口。政府從鄉間市場以產地價格購買加爾各答所需分配的糧食，結果反而使得產地糧價更進一步攀升，鄉村愈來愈貧窮，挨餓人口愈來愈多，城市居民卻能從糧行中買到受大量補助支撐的便宜糧食。政府的政策反而加劇了鄉村地區的災情。
＊作者為哈佛大學經濟系與哲學系教授，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