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強化國際合作和學生交流：與海外機構合作，拓展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並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多的全球視野。除了臺清交成政等頂尖大學外，銘傳大學的「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和明新科技大學的「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也展現了其在國際合作方面的優勢。這些大學的國外姊妹校關係、雙聯學制、學術交流協議以及出國獎學金計劃，都是國際化策略的體現。
第四，調整招生策略和宣傳：強調學校的獨特優勢以吸引潛在學生。例如，東吳大學利用法商界校友的成功故事來吸引新生，而逢甲大學則強調其與科技業界的合作，凸顯工科與科技課程的特色。實踐大學定期舉辦的學生作品展和創意工作坊也成功吸引了眾多優秀人才。亞洲大學作為創意行銷的佼佼者，祭出高達360萬元的入學獎學金，也成功吸引了眾多高中畢業生、家長以及媒體的關注，然而，依靠金錢激勵來吸引學生雖然能短期內見效，但仍屬「治標不治本」，發展獨有的校園特色和建立長遠的學術聲譽。這才是亞大持續成長和繁榮的基石。
最後，提供獨特的學術和職業培訓：與產業界合作，開設符合市場需求的課程和專業培訓。產學合作分為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企業或集團入主的學校，如中信金控入主的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敏實集團捐資的敏實科大、台鋼集團入主的台鋼科大等，這些學校為企業培養人才，同時也解決了辦學困難和畢業生就業問題。另一方式則如亞洲大學與企業的產學合作，透過技術轉移、智財運用和知識分享，加強國際化和教育服務。例如，逢甲大學與智慧創造領域的公司合作開課，提供實習機會，而實踐大學則與藝術和設計業合作，提供創意產業相關的專業培訓等。
儘管多所大學紛紛提出創新方案，用以應對當前高等教育的挑戰，然而，這些解決策略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學校的實際情況。亞洲大學除了校系整併外，也實施了與其他學府類似的策略，但這些措施是否真正符合學校特有的需求，以及是否能適應現今台灣社會的變化，仍需進行更加精細和深入的分析。因此，亞洲大學有必要對這些已採取的方案進行詳盡的再評估，並在適當的時機進行策略調整，以便更加有效地迎合高等教育不斷的發展和社會需求。
化危機為轉機，打造師生共治、民主校園的典範
面對高等教育環境所帶來的重大挑戰，特別是在尋求私立大學轉型策略的同時，如何妥善處理校系的「整併」與「停招」非常關鍵。在此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師生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學校應確保新的學科結構既能保持也能提升學生競爭力，並透過與教授、學生的持續溝通，來調整課程結構和畢業證書的安排。對於教師、學生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學校應更加關注，並主動透明地向師生提供整併、停招的相關資訊。
筆者也要強調，討論與決策的「焦點核心」應是學生和教職員的福祉。回顧往年的公聽會，如2018年「調漲學費公聽會」和2021年「廢除宿舍宵禁公聽會」。曾顯現學校管理層堅持己見，而與學生和教職員工形成對立。從而使公聽會變成了理念對抗的相互否定，而不是有效收集意見、建立對話和合作的平台，這與其初衷背道而馳。為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學校應提供清晰的資訊和合理的解釋，幫助學生和教職員工更好地理解整併的背景和目的。
當大學面臨結構性調整的重大決策時，「師生共治」和「民主校園」的理念顯得尤為重要。確保決策過程的透明、公正，並充分聽取校內外各方意見，亞洲大學有機會轉化挑戰為機遇，從而躋身一流大學之列。
*作者為前亞洲大學學生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