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地點，讓美國政府在不受國內政治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實驗新的貿易政策，最後的實驗結果未來也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的典範。
打從一開始，美國總統拜登就將印太經濟框架（IPEF）設計成非貿易協議，藉此繞過國會審查，希望加速推動外交政策進展。民主黨的參議員如今是國內的最大障礙。2023年11月在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期間舉行的部長級會議，在貿易支柱上依然留有歧見，因為涉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政治人物，尤其是中西部所謂鐵鏽區的代表向總統施壓，阻止他在選舉年提及任何與貿易相關的議題。
印太經濟框架的第二波談判可能會留到下一個總統任期，如果川普贏得這次選舉，進一步的進展就注定告吹。這項趨勢，與美國退出自己發起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相同，在美國退出之後，如今亞洲的貿易政策顯然已由中國主導。儘管美國沒有參與TPP之後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但CPTPP如今儼然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框架。雖然印太經濟框架的另兩大支柱——乾淨能源與公平經濟——已經在舊金山達成共識，供應鏈彈性也正式簽署，但只要尚未簽訂貿易協議，整體框架就還不算成功。
其中的數位貿易部分，因為在美國國內引發強大的意識型態論戰，已讓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初退出相關談判。而且由於數位貿易的產值還並不高，那些只想增加出口額的貿易夥伴，並沒有大力支持的誘因。換句話說，在支柱中列入數位貿易，只會像最初設想的那樣使談判陷入負和狀態，這對於一個為了建立共識，準備在未來開展實質自由貿易協定的印太框架來說，實在相當諷刺。
透過貿易落實民主
2010年代，美國逐漸對中國感到不滿，因為它開始注意到：採取非民主治理體系的中國，只要在資料協議中看到任何試圖限制政府權力的條款，就會以「維護安全」為名添設例外。近年美國已經越來越直言不諱地反對此類但書，但目前世貿組織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仍有「保護公共道德或維持公共秩序所必需的」例外情況；而且中國與美國簽署了電子商務等雙邊貿易協定，懷疑者的擔憂尚未解除。
雖然CPTPP允許各方「為了實現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而限制跨境資料流動，而且允許金融業將資料本地化；但「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與「美日數位貿易協定」（US-Japan DTA）都要求不得限制在地化，且要求資料流動必須開放，並將金融業納入規範範圍中。
但網路資安與科技監理日益複雜，越來越難將不同的數位服務分開治理，而是必須在談判開始時，就決定是否信任對方的整體治理。美國希望拉攏一些亞洲非民主國家加入反中聯盟，這也意味著必須找到一個有利於這些國家的切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