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認定的跨商，是那些移居到香港之前即有美國淵源，且在冷戰時期透過美國關係發展工商資本的企業家。以具體指涉的對象而言，這些跨商多半是那些在國共內戰之後，隨著國民黨撤離中國大陸而南下香港的上海工業資本家，其子嗣活躍於香港的政界與公共事務，像是第一屆香港特首董建華為東方海外航運公司創辦人董浩雲（1912-1982）長子、南海紗廠創辦人唐炳源（1898-1971）家族的唐英年（其父唐翔千為唐炳源的堂姪）則擔任多屆香港立法局議員和財政司要職。這些家族皆熱衷送子女進入入學條件嚴苛的美國大學接受教育，並與有相似社經地位與教育背景的家庭通婚。
但跨商並非單指戰後在香港的上海幫，畢竟該社群並非以固著的鄉籍、語言或宗族來界定，而是以採取相似的行動邏輯、文化偏好，和重疊的社會關係來推論。舉例而言，廣州出身的教育家李卓敏亦是發揚跨商策略的中堅份子。李氏於香港中文大學提倡以實業主義為宗旨的商業與財經管理等相關課程，而使得美式工商企業文化深入香港民間。換句話說，跨商是戰後從中國離散到香港的華人移民精英，他們支持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這些跨商大多與國民黨交好，但他們選擇以香港為基地而非隨著國民黨逃離到台灣。主要的理由是，相較於在冷戰時期處於戒嚴令管控下的台灣，港英政府的經濟和文化政策更為自由放任，也容許基督教會開辦易與美國教育接軌的學校。
跨商的形成，因此不能化約成東亞區域文化裡的華人商業網絡，而必需放諸二十世紀後半香港的特殊國際連繫來探討。幾個重要的時間轉折點如下：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到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撤銷對華禁運前，香港是跨商聯結世界的據點；一九七〇年代之後，香港的美國關係成了跨商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資源。具體而言，戰後跨商從香港擴張到中國市場的契機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在此之後，在港的美國公民便開始接觸中共官員、籌謀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於一九七八年推動市場開放之前，香港的美式企業文明已開始影響中國，而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改革的源頭之一。
關於跨商策略
從冷戰時期的親美反共，到後冷戰時期發展出與美國及中國的雙向關係，跨商策略的根本之道，即是務求彈性、確保利益不因為一時一地的政治取向而損及家族長遠利益的發展。在終章，作者引用學者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針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所提出的創見，將本書的香港與十四世紀末的地熱內亞（Genoa）進行比較。當威尼斯（Venice）商人掌握地中海東部的商貿路線，熱內亞商人轉而投資西班牙的海貿，從而掀起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擴張；二次大戰之後從香港發跡的跨商則因中介中國與美國的經濟交流、促成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的全球化和中國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