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全球史中未為人知的角色
的確，有關帝國如何相互競爭、全球化如何加速進而形塑現代世界的論述，自然會將香港與倫敦、紐約並列，視之為份量同等的樞紐。在整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香港是全球鴉片貿易和海外華人移民中心。學者已然分析指出（例如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二〇〇二〕、和冼玉儀的《穿梭太平洋》〔Pacific Crossing，二〇一三〕），香港的船務代理、船舶維修商、保險商、碼頭工人、其他商人與工人，令數百萬移民得以橫渡海洋，在北美、夏威夷、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群島、澳大利亞、紐西蘭、薩摩亞等許多地方往返遊走。對這段時代的工業化和全球化而言，這些移民的勞動力至為重要。他們修築數千里的公路、鐵路及運河，經營礦山及種植園，為世界提供主要產品，例如大米、錫、銀、糖、水果、橡膠、海鳥糞及椰子乾。香港企業藉此成為海外移民聯繫中國、安穩處理匯款、傳遞信件乃至運送遺體安葬的重要橋樑。對移民至美國的華人而言，在二戰之前，他們百分之九十會途經香港。
有次我為了論文研究而返回香港。在埋首於香港檔案之時，我發現了此一非凡全球史被忽略的一個章節。在觀塘政府檔案處、紅磡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館藏部裡，我發現了先前未被討論之事。於一九四九年左右，約七十萬名難民赴港。在這場難民危機中，我發現有不少材料顯示，香港華人與當時日益擴張的美帝國體系合作。他們多透過商業或教育方式聯繫美國。這些材料包括香港工業家招徠美國客戶的報刊文章，以及香港本地學生前往美國深造的政府紀錄。從這些材料角度看，香港人連結自身至美國資本、市場、思想與權力，藉此為自己的未來打拚。從我的觀點看，這些行為是「不按牌理出牌」（flipped the script）。歷史學家一直強調，國家行為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關係背後的重要推力。這些材料則表明，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於巨大變局之中，香港商界精英發揮其能動性以應對局面。當時的變局，包括：英帝國衰落、美帝國在亞洲擴張、資本主義全球化。當時的英屬香港，基本上自治，且容許各種流動，故此香港精英有充足條件實現跨國個人策略。在冷戰時代，處處皆管制入境、政治忠誠、外匯，香港精英能如此行事，並非尋常事。
此外，我將此研究推進至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後。我發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香港歷史同樣發揮關鍵作用。本書最後兩章已然指出，若然能夠全面瞭解香港冷戰時期的經濟和社會歷史，便會重塑我們對鄧小平時代香港之於中國的影響之理解（特別是香港對廣東以及中美貿易復興的影響）。不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香港與美國共同建立了龐大的跨太平洋教育、貿易與投資網絡，這為中美貿易及投資的復甦創造了條件。香港精英結合其跨太平洋網絡以及對中國承諾，追求個人利益，同時推動中國國家發展。胡應湘及合和實業在廣深高速公路建設中的角色、楊敏德和溢達集團的工業投資等都是案例。若無這些香港精英，如今龐大的中美貿易活動便將無從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