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各國對中國的印象不好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日本內閣辦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不友好感從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韓國年輕人對中國的興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而整個西方國家民眾對中國印象的降低直接影響了他們去中國的願望。
寬容是一個國家財富的來源
再回想我當德國旅遊團領隊的工作，那時中國的基礎設施遠不如今天那麼好，但來中國的遊客絡繹不絕。而當時鄧小平領導的當局，並沒有像今天的習近平那樣刻意地去「把中國的故事講好」。 相反，記得鄧小平說過 「…中國對外開放，（會造成）更多的蒼蠅會飛進來，但…開放，對中國來說只會有益而無害。」 因此，不必大驚小怪。 而當時中國政治控制，遠不如今天到處都數碼化的、攝像機化的那樣「寸步難行」。正是這種寬容的態度，才使得到中國的遊客客源不斷。
當初的寬容，也體現在學術研究。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國的學界的內部是1949以來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而且那時對國外的學者不同意見，照樣能一視同仁，用開放的心態面對。而現在，一旦在國外的某個學者或者某個學術機構不討中國戰狼的喜歡，那就被列上黑名單。記得我在上海交大工作時，本來安排好一個學術交流會，但突然作為主講人，即一個德國的研究中國互聯網的女性學者，因使館拒絕發簽證，不得不臨時取消。最近，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歐洲全球研究中心的拉爾夫·韋伯教授（Ralph Weber）也就去中國遊客少的現象指出，因為他做的研究涵蓋中國政府如何透過統一戰線宣傳、影響外國政治。而小心眼的中國當局對其研究顯示出不滿，於是，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還專門對他的研究表達抗議。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學術寬容不僅對學術研究有利，而且也直接影響著旅遊業。這時因為，像拉爾夫·韋伯這樣一個大學教授，他能影響不少學生。而對任何一個旅遊業的國家來說，年輕的學生是一個重要來源，因為他們的好奇心最大、旅遊的熱情最大。而且，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來說，做所謂的「田野工作」是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不少只會「講好中國故事」的人，並非會這樣做。 「田野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會對旅遊業帶來好處。
被迫流亡的華人
記得政治學者吳國光教授說過，他現在是處於一種「被迫流亡」或者說是「接近流亡」(quasi exil) 的生活。這時因為，盡管他並不是個所謂的反對派（Dissident），而且中國當局也沒有對他有任何公開禁止入境的表述， 但由於中國當局在國內制造的氣氛，使得像他那樣有批判性的學者，如果回到中國，不得不擔心， 官方是否會讓其失蹤，因為類似的事情已有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