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叢盛開的絡石必然
不屬於你。」黃昏，一個哀傷的女人
穿一件亮色花裙
在我空蕩的門廊裡
重複大喊一個秘密
她老了，聲音脆弱、堅定
像極我多難
而多疑的母親
那是五月，終日大雨
報上時有自殺的消息
她愛我，削短我的頭髮
把刀埋進花盆
撕去所有尖銳的書頁
「生活應該柔軟、無害。」
她說。為此我不再生火
不再煮食、點菸
要欲望醜的更醜，瘦的更瘦
要世界漆黑
吞沒我
如咽下一隻鏽壞的釘子
她愛我
為我做遍駭人的夢
當夢裡的雨水割傷眼睛
把自己摺到床底，低低地哭
那是五月，在春天街
人們套上最好的鞋，日日夜夜
向遠方奔走。那時絡石剛剛
長出鋒利的螺旋，戰爭剛剛開始點名
我住在母親一生漫長漫長的傷口裡
無法開口，無法不感到疼痛
後記─
忘了有多少年沒想過會有這本詩集。
甚至忘了時間的流逝。忘了曾在前一本詩集的後記裡寫，不知道自己下個七年會長成什麼樣子的人。然後恍然就過了十年。具象的十年裡我搬了七次家，其中一次相隔一萬多公里，過了幾個月連住址都沒有的日子，學了四種語言又忘了兩種，遇見許多沒想過會遇見的人，又與更多人斷了聯繫，人生前進的方向峰迴路轉換了許多次，每次也都為自己找到了足夠合宜的解釋。然而如果將記憶拼湊在一起，印象派的十年裡我大多時候只是從一個地洞抵達另一個地洞，每一次都錯覺已經到了最底。對意義的信念，對未知的樂觀，對善意的執迷，都消磨得十分乾淨。無光的桃花源裡，最大的不知不是外界的人事更迭，不是自己會長成什麼樣子，而是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個七年。
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滿是陌生語言的國度裡仍斷斷續續寫著沒人看懂的詩，為什麼明明年少時將寫詩看得那樣重那樣不可退讓，有天停了筆也看似安然地過了幾年，又為什麼到了對詩的感情只剩下羞赧的時刻，接到一封來自遠方關於出版詩集的信，還能忍不住顫抖地立即生出做一個詩人的信心。普拉絲投海失敗之後十分悲涼地說「連海都拒絕了我」，很長一段時間裡那句話也成了我的魔障，但也許海只是在說，這還不是終點。
還不是終點，於是就再走一段，儘管終點可能只是在更深的地底。來到可以理所當然說「寫詩寫了大半輩子」的年紀，抱著這樣的心態出一本詩集，大概完全不是我開始寫詩時會料想到的處境。十多年過去，我的惶惑、憂慮、孤寂、心虛一如既往，甚至越來越難以安放，但如果沒有這些惶惑、憂慮、孤寂、心虛，我很大可能也無法跌跌絆絆地走到這裡，像沒有明天一樣地生活，坐在晴朗的院子裡寫陰鬱的詩，任性地不去想這些詩會抵達的地方。
這本詩集裡大多的詩都在流徙的生活狀態中寫成。人漂泊的時間越長，存在就越稀薄。身處異國的語言和景色裡，我常常深刻地感覺自己並不在那裡，然後艱難地意識到自己從來都不在哪裡。我在場，我也缺席，存在和不在一起變得可疑，於是春天不在春天街也顯得合理。在布魯塞爾春天街那個地窖一樣的公寓裡，我度過了實際和意義上都十分黑暗、沒有四季的一年，明白有些我以為擁有的東西，其實永遠不會得到。搬離之後，我意外地經常懷念起公寓前人行道上的腳步聲——它們日夜不歇地來回踩過我的頭頂，讓我卑微，讓我疼痛，痛到了底，也讓我溫暖，像許多我珍愛的詩裡的字。
別人的詩支持了我的存在，我自己的詩存在的意義卻經常令我質疑，但幸好總是有人比我更有能力相信。這本詩集得以存在，完全要感謝詩人達瑞的慷慨和堅持，以及一路上不厭煩為我點燈的邀稿人和讀者。地洞一樣的日子裡，大多時候我的精力只足夠花在前進，而無能看見；我的字一無所有，只剩下誠實。一九七七年，行為藝術家Marina Abramović和Ulay開著兩人住了幾個月的廂型車，在巴黎雙年展博物館前的廣場重複打轉了整整十六個小時，直到車輛報廢，車子漏出的油加上摩擦，在廣場上留下深深的黑色圓圈。三十多年後Ulay接受訪問，談及那件挑戰個人、關係與機械極限的作品，露出狡黠的笑容：「那個圓圈後來在原地留了十幾年。」
乍看徒勞的移動。安靜、真摯而深邃的痕跡。那也是我對詩最大的期盼與祝福。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寫詩、散文，亦兼報導。現居比利時。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春天不在春天街》二十張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