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轉向令雜誌取得了市場、作者及在親共陣營中有利的政治定位。在1971年初《七十年代》找到一個穩固及增長的海外讀者群，李怡也承認，保釣令雜誌在西方國家的校園中銷路大增。同時，正如李怡說，周恩來在《七十年代》上看到保釣運動，獲得支持，而李怡在1971及1972年的暑假，在香港跟不少海外留學生碰面連繫起來。1971年9月，五名旅美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秘密訪問中國，即「保釣第零團」，該團經過香港時，李怡也被告知去跟他們見面。保釣作為拉攏海外華人支持中共的時機，李怡及《七十年代》有創造之功，並參與其中。這個時候，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1971年），中共隔絕於西方國家二十餘年，除了派出自己的外交人員外，中共第一批在海外招募幫忙聯合國工作的，就是保釣運動的留學生，部分也是李怡介紹的。除此以外，海外回國訪問的學者（楊振寧、何炳棣等），他們的訪問或文章，讚揚中共的建設及進步，亦在此刊登，北美的留學生也從《七十年代》讀到他們的文章。因此，《七十年代》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重要刊物。
北美的保釣運動在1971年9月後，不少成員轉向認同中共，發展成所謂「統運」，同時，香港保釣學生運動中也興起了「國粹派」，認同社會主義中國，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共統戰的成果。這些成果的意義，在於開展了走出冷戰高峰時期「僑務」的新統戰格局，它針對的並不再是傳統的華僑群體，而是在西方國家受到學生及民權運動薰陶的華人學生（以台灣學生為主）。同時，此時的統戰也不是（或不單）發展組織上的侍從、利益綑綁的關係，而更多的是連結起海外華人自身的思想及社會運動。
中共與海外留學生在保釣上仿如站在一線，根據不少保釣人士的口述歷史以及當時的文章，更多源於一種叛逆心理，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及冷戰宣傳的厭棄。保釣運動激起的愛國主義情緒，衝擊著親美及親日的國民黨政權，令它陷於正當性危機；對台灣與香港學生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及群體意識的「覺醒」，對冷戰宣傳所帶來的犬儒主義進行反省及批判，追尋自我的文化認同，尋求與群眾的連結。因此很自然，1972年開始，《七十年代》更多的內容是關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包括《大學雜誌》的爭論、台大哲學系事件、地方選舉、異見人士被關押等等，雜誌一下子成為了華文世界裡最緊貼及全面報導與評論台灣政治的月刊。在1976年以前，它每期的篇幅有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的內容是關於台灣的，關於中共的宣傳文章也多為海外學人（不少也是台灣人）回大陸的見聞或譯稿，不少也取材自保釣運動後海外留學生刊物。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北美的台灣留學生分裂成統派與獨派，《七十年代》雖然偏向為統一辯護，但卻介紹了大量獨派的觀點，包括彭明敏的《台灣獨立宣言》，也有不少鼓吹自決的文章。這段時間，在「反蔣」的共同大前題下，《七十年代》這樣的親共左派的「外圍」刊物，可以讓與中共方針不一致的議題出現，甚至在讀者論壇上公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