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歌仔音樂劇,展現四百年前,風起雲湧,海盜、商人、台灣人,誰能在大時代中,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穿越四百年前壯闊史詩,重返十七世紀歷史現場,見證台灣與世界相遇的起點」……而過去的歷史,則只從王侯將相上找到這種軌跡,哪怕是在海洋上,從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兩蔣父子,然後呢?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嗎?反正不必去管大陸那邊的江胡習了,共產黨已經出局了嗎,除了飛機擾台?
其實,三十年來台灣一直在詮釋海、島與人,1992年《天下》雜誌有一個『發現臺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那時節我剛逃出屠殺後的中國,在普林斯頓被人揶揄我說的「蔚藍色」時,讀到這個特刊,順手留下一文《鄭成功差一點就是查理曼大帝》,不過專寫海盜鄭成功逃不出「中國格局」的悲劇,以及中國「中心衰落」與大結構破碎的前景,不料歷史趨勢果然如此,然而那島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捨不了中國,恐怕還會重複歷史悲劇的。
三百多年前,一個中日混血兒在中國東南海面上創立了一個歷史的開端。至今人們沒有去想過,那是逸出大陸上五千年華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極具象徵意味的是,在這個海洋地區,二十世紀出現的所謂「東亞文明」,恰好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複合形態。
這片海洋對今天的中國意味著什麼?在我們「華夷大防」的視野裡,只有荷蘭人的殖民、鄭成功的反清複明、零汀洋的炮艦、春帆樓的恥辱和臺灣的割讓。除此之外,什麼也看不見。我們長期被壓抑在近代痛史的惡夢中,只曉得我們的祖先一敗塗地,只記得被焚毀的圓明園和那艘沉沒在黃海的鐵甲艦「定遠號」,而未曾尋覓過那段痛史之外的種種努力,以及它對今天的意義。
悲歎內陸敗於海洋,這是《河殤》的一個主旋律。它把東西方截然劈為黃色文明和蔚藍色文明的說法,頗受質疑。眾家批評之中,余英時教授說,自南北朝開始,中國文明的重心移向長江流域,宋明以後,又向海上發展,開拓了整個南洋,又有連續幾個世紀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說中國沒有海洋文明呢?我聽了砰然心動。最近,又讀到了關於這個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雜誌〈發現臺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
看了這本特刊最後附的長長的參考書單,我便釋然:只有心平氣和以後,我們才會重新發現歷史。
一、 反反覆覆纏進中國
十七世紀初,不論海盜鄭芝龍還是荷蘭人的到來有多麼偶然,在那片洋面上,兩個世紀前鄭和開通的南洋航線已經繁忙起來,而“為了胡椒和靈魂”東來的西方炮艦也出現了,處於航海通道上的臺灣,反正是要被某種文明格局攏過去的。問題就在於,當與貿易、競爭、征服相聯繫,以海洋勢力為整合的時代和體系已經光顧這塊化外之地,而中國的舊格局仍然會對它有巨大影響。嚴格的說,在安平時代之前,「臺灣是一個空的社會」,所以,並非荷蘭人“無意中把臺灣拖離中國歷史的軌道”,因為它並沒有在中國歷史的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