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和鄭芝龍都是在明末大危機時，垂手得到臺灣。由海盜和殖民者在一個「空的社會」創造的歷史開端，雖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幾乎沒有歷史可言。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公司企業體的方式統治臺灣，一切為了用稅收方式拿走利潤（1650年純利四十萬荷幣），這種殖民掠奪的管理方式，儘管是黃仁宇先生所說的用「數字管理」的先進格局（這是開出工業文明的基礎），但在臺灣卻並未開出新文明。
君不見，當年荷蘭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幾座城，「名字大都不傳」。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們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種失敗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則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這三個地方，他們不僅建立了公司管理體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歷史給荷蘭人的機會只有四十年，一切都來不及。
鄭芝龍這樣的亂世梟雄，可借臺灣地理之便，趁大陸政權無暇東顧，而坐收通洋之利（黃宗曦說一年有好幾千萬），這自然是不懂海關稅權的明政府拱手讓給他的，但他除了當一個衣錦還鄉的海盜，在家鄉大興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為一個封建割據者。他對歷史的唯一影響，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兒子弄回來，讓他接受中國正統教育，給了兒子一個永難泯滅的中原情結和大一統理想。因此，在我看來，安平前史雖給了臺灣一個具有轉口功能的商業化的基礎，它卻無法成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歷史嬗變發生在鄭成功身上。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臺的時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國大結構發生破碎之際。以他從父親那裡接受下來的龐大勢力，他對中國海上航線的絕對控制，他精通組織海上貿易（特刊關於「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絕），臺灣當時極微妙的地緣政治狀況（基本處於真空），以及他在戰火紛飛的中國本土之外創立的東南繁榮，他是很可以真正把臺灣納入一個新的時代和體系，從此不走中國的老路。倘若說有封建的可能，則莫過於此時此人。這讓我連想起八世紀西歐的查理曼大帝。
也許，今天人們都惋惜鄭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島獨抗中原，白白將東南大好局面又纏進舊的歷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臺灣，後來只為滅鄭氏而攻佔它；明鄭兩世而斬，一如歷史上許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氣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個歷史人物。畢竟，在十七世紀，雖然西方文明的突變已經做好了種種準備（那是幾千年的一個漫長準備），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沒有覺察到世界將要進入新的格局的時候，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西岸，中國文明依然是那裡的強勢文明；以北京為中心的政治生態結構，也還遠未衰落（不象西羅馬滅亡後，地中海作為一種政治生態也不復存在了）；甚至，中國文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對邊陲還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海上進入中國文明邊陲的西方力量還較微弱。這都說明鄭成功為何不把臺灣拖出中國舊格局，而一心要去「復明」。「復明」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甚至到孫中山時代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