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自由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直接影響，全球跨境貿易占經濟產值總額的比例爆量增長，七○年代初期此比例不到三成，二○二○年中此比例已經達到六成五，同樣期間當中，中國大陸作為主要民生世界工廠的全球供應鏈〔包含日本、南韓、越南、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順勢增長超過五成五。基本上，全球貿易增長源於急遽降低的跨境運輸成本與經濟政策風險，近年實證研究發現，經濟政策風險大幅降低，有效解釋中國大陸最近三十五年出口貿易成長的三分之二。
國際貿易新秩序當中，跨境成本差異自然成為比較利益法則的正當形式，許多西方政府將其自由貿易的相關法律規範措施，當作實踐非經濟目標的新途徑。除了自由貿易本身以外，這些非經濟目標還包括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勞工協調、科技發展、技術創新、菁英與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調解。自由開放的全球市場不僅提供自由貿易與經濟成長的美好果實，這些開放市場還會採用更高標準的環境保護、社會和諧、企業治理等等實務解決方案〔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rules and regulations〕。
近年實證研究顯示，其它條件不變情況當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提高十個百分點，國民經濟人均所得顯著成長大約十三個百分點，因此，更開放的自由貿易通常顯著提升強化世界各國普遍民眾的經濟生活素質水準。美國全球貿易委員會同時指出，實證調查發現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的貧窮國家當中，經濟成長率高出二至二點三個百分點，長期而言，自由貿易的經濟利益通常應該遠大於相關成本費用，國際貿易自由化應能夠豐富強化世界各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經濟生活。
目前亞太十五個國家已經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這項協定是中國主導的全球最大貿易區塊，透過適度調降關稅與其它貿易壁壘，加強落實國際貿易自由化。英國脫歐以後，雖然英國與附近歐盟鄰國設置新型貿易壁壘，雙方仍力求維持跨境互惠的貿易待遇，這種優惠待遇應該覆蓋雙方至少八成以上的雙邊貿易。數位市場當中，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等等的貿易大國持續討論人工智慧、高速網路通訊、電子商務、雲端服務等等的全球數位貿易標準規則。
然而，自從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以來，世貿組織並沒有妥善落實全面國際貿易自由化。這方面缺乏實質進展，通常反映人們普遍認為國際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無法滿足實現經濟成長與社會均富的隱性承諾。先進富裕國家當中，許多政治領導人熱衷推動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但是當權政府面臨遭遇國內保護主義人士的強烈反彈，這方面需要研擬針對傳統夕陽產業的轉型升級計畫。人們普遍抱怨國際貿易自由化既創造特定產業的贏家，同時也創造特定產業的輸家。贏家通常是資金實力雄厚的跨國企業，它們長年大力斥資遊說，歡迎當權政府透過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削減關稅、配額、禁運、跨境投資限制等等的自由貿易壁壘。輸家通常是國內傳統夕陽產業，由於國際自由貿易遺留下來許多國內低技能勞工，嚴重造成勞動市場供需失衡，目前美國拜登政府已不再隨意提出關稅威脅，然而自從川普政府以來，面對中國長年違反雙邊公平互惠貿易準則，美國已經針對價值高達三千七百多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鉅額的懲罰關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