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與俞先生在他的住處旁的小公園閒坐，他告訴我「美國是一個真正可以隱居的地方」，對於這句話我曾沉思許久。一九八七年八月末，是俞府全家用車子把我與內人送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勞倫斯宿舍，開始五年多的留學生活。
我與俞先生第三度盤桓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台北。這時他已應余紀忠董事長之約，從美洲中國時報回台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並且聘我為「主筆」，議論時政。對我來說「主筆」這個工作挑戰非常大，嚴格說來表現也不出色。我當然也隱然覺得這是余、俞兩位先生照顧我，給我一份津貼的意思。當時正是李登輝主政的高峰，我記得有一次談論台灣未來的發展時，俞先生說，李登輝應該是想把台灣交付給國際社會。
俞先生思想開通、作風爽朗，他大我將近三十歲，卻始終以小友待我，從我們剛認識開始，便始終對我有所期許。他頭腦清晰、文筆洗鍊，一篇一、兩千字的社論，常常操筆立就、一氣呵成。對於正在發展的時事，通常也有非常準確的掌握，所以長年負責報紙的言論，後來到自由時報當副社長時，也是兼任總主筆一職。
俞先生在台灣威權時代主持各大媒體，陳獨秀說：「出了研究室便是監獄」，好像這是「辣手著文章」的讀書人應有的歸宿。俞先生雖然幸而不曾進過監獄，但我親見他數度從總編輯的位置失業，「失業」也算是一個媒體人的天職吧！不過，俞先生半世紀新聞人生涯中，「失業」都只是短暫，他總是很快又被重用，開闢新戰場，正因如此，才會有歷任八家華文媒體的豐富閱歷，見證半世紀海內外華文媒體的發展。
俞先生在二○一八年二月底開始在《上報》發表他的「編輯台憶往」，止於二○一九年六月底，每篇約四千餘字，引起廣大迴響，這些文章以時間脈絡為敘述主軸，一篇篇寫來，歷數新聞生涯的進入契機與重要轉折，不僅僅是個人的回顧，其實也是時代的縮影。他五十年的新聞生涯前期與「蔣經國時代」同幅奏，中後期則歷經李登輝時代，及台灣首度政權移轉的波濤洶湧，從黨禁、報禁的見證者，到報業解禁的言論開放，乃至網路時期的新聞變化，無役不與。行文平易，風格清新，依時依事寫來，讓人一目了然，內容有第一手的現場說明、有左派右派、有統獨交鋒、有時代人物的離合悲歡，更有壯志躊躇的英雄悲憫，以及媒體人失去核心的惋惜。「編輯台憶往」雖是一位終生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的個人追憶，卻無意間成為當世華文媒體中最重要的時代見聞錄，大筆如椽，值得一讀。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前副院長，本文為《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俞國基著／允晨出版）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