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離與抗議的二分法隨即受到學者廣泛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問題。叛離與抗議這兩種選項在當今看來可能顯得明白易見，在先前卻從來不曾受到足夠明確的表達，因而未能釋放這兩種選項可以應用於各種不同現象的潛力。意識到促成叛離將會弱化抗議、或是造成抗議更難以發生，尤其是一項非常有用的認知。在美國，這項機制在《叛離、抗議與忠誠》出版之前就已經凸顯於一種抵換現象當中，一方面是黑人從美國南方大量出走，另一方面是沒有出走的黑人人口在種族與政治方面獲得解放的可能性。如同馬修斯（Donald R. Matthews）與普洛斯羅（James W. Prothro）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主張的，南方黑人人口恐怕損失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受訓程度最高的成員；因此，留下的人口「對政治的參與不論是頻繁還是有效的程度都不免下降」，於是他們爭取解放的能力也不免有所弱化。
一九七二年，歐貝爾（John Orbell）與烏諾（Toru Uno）以赫緒曼的叛離與抗議重新框架這個問題。在《叛離、抗議與忠誠》出版之時，這兩位政治學家正在研究俄亥俄州哥倫布的都會鄰里動態，於是他們重寫了自己比較晚近的研究，以便納入赫緒曼這套強大的新術語。他們注意到赫緒曼對於城市僅是順口提及，但發現他的概念架構非常適合描述都會環境裡的人口看待政治運動的不同態度。他們的假設是，最有助於為都會鄰里帶來改善的力量是抗議，而不是叛離，但叛離的選項將會掏空問題地區最需要的復原工具，也就是抗議。歐貝爾與烏諾針對不同群體的行為（白人與黑人、高社會地位與低社會地位者、市區居民與市郊居民、年長世代與年輕世代）進行了複雜的統計研究，得以顯示出不同群體如何傾向叛離、抗議，或是階段性的結合這兩者。根據他們的樣本，高社會地位的白人選擇抗議的機率通常高於叛離，這種情形在市郊又更甚於市區；至於低社會地位的白人，則是通常會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因此選擇叛離而不考慮抗議。相較於這兩個群體，居住於類似地區而且處於類似社會地位的黑人則比白人更傾向於以抗議的方式因應問題。
叛離與抗議也被人用於分析巴勒斯坦人口的組成變化以及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與占領區的政治鬥爭動態，還有世界各地的衝突情形與難民行為。不過，叛離與抗議受到使用的範圍還不僅限於此。只要在網路上稍微搜尋近期的文獻，即可看出赫緒曼的架構無所不在，不管是研究愛爾蘭醫生的工作條件、研究瑞典的住宅翻修、研究國家與國際刑事法院的關係、研究受害於氣候變遷的人口為何繼續住在原處而不搬遷到氣候比較宜人的環境、研究可口可樂公司在過去百年來的市場策略，還是研究曼聯足球隊在二○○○年代初期被一名美國商人買下之後的球迷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