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晚期，赫緒曼已是備受敬重且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叛離、抗議與忠誠》的出版不只把他從發展經濟學的領域當中解放出來，還使他的知名度躍升到全然不同的層次。赫緒曼藉由這本書創造了一套新詞彙，讓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討論橫跨不同學科領域的問題。
伊利諾大學發展經濟學家貝爾（Werner Baer）是最早評論這本書的人之一，他稱之為「一部充滿想像力的作品，探究我們的概念架構如何經由修正與延伸……使得理論更能夠解釋改變以及對改變所做的反應」。另一位評論者聲稱這本書提供了過去二十年來的政治經濟學文獻當中「最廣泛的論述之一」，是亞羅（Kenneth Arrow）出版《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這部為現代社會選擇這個貫串經濟學分析與投票理論的新領域奠定基礎（並且為他贏得諾貝爾獎）的著作之後最廣泛的論述。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杜意奇（Karl W. Deutsch；他和赫緒曼一樣是來自中歐的政治流亡人士）指稱這本書顯示了部分首要經濟學家如何趨向更明確思考政治問題，並且界定此書「也是對政治理論的傑出貢獻」。這不是赫緒曼首度嘗試「逾越」學科界線（套用他自己的說法），但絕對是他在跨學科方面的最高成就，並且可以預見其適用範圍之廣將會令人深感興奮。
實際上，這本書不只評價極高，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也都立刻將其挪用為一套可以廣泛應用並適合他們自身需求的概念架構（如同巴里指出的，在美國尤其如此，在英國則沒有那麼熱烈）。《叛離、抗議與忠誠》成了一套觀念庫，受到專業人士與相關學科內部成員共用，並且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知識，有如「一面徽章，把專業人士以及有意躋身專業層級的人（高等研究生），和半吊子的業餘人士、輟學者以及熟悉內情的人物區分開來」。這本書是巴里所謂的「時髦」著作，特點是「其中的理論用寥寥數語即可陳述，同時又有無限大的應用範圍」；這本書的名聲主要是透過口耳相傳散播開來，不是藉由期刊評論這類比較制度性的管道；再加上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必須看過這本書才能夠「跟上領域的發展」。
一九七三年，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與國際政治學會針對《叛離、抗議與忠誠》舉行了一場研討會，出席的學者皆是一時之選，包括奧爾森、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洛肯、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科爾曼（James Coleman）、艾森史塔特（Shmuel Eisenstadt）以及古迪（Jack Goody），並且介紹這本書為「開創性的著作」，走在「社會科學的最前沿」。一九七五年，經濟學社群也肯定赫緒曼這本書具有中心地位，在年度會議當中針對這本書的影響舉行一場座談會，顯示這本書能夠應用在勞動市場當中的工會行為以及都市治理，並且凸顯赫緒曼這本書與威廉森在比較晚近的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市場與層級》（Markets and Hierarchies）之間的互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