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你要和平，便要準備戰爭」來看，雙方已為最惡劣的想定從事準備，儘管加勒萬河谷事件後，已於當年9月表示保持對話，緩和緊張，續於2021年藉撤離班公錯釋出善意，卻又在外交和戰爭準備的作為上挑動對方，也就是雙方有戰爭的危機意識，也有設計戰爭的能力，但對和平的途徑未有共識，1962年「中」印戰爭後，雖已有制度框架，仍爆發不少衝突，兩次世界大戰告訴吾人，遏制戰爭無法僅憑領導階層的理性，更要有各層級願意和平的感性。
近期部分先進、專家與學者對「終戰指導」侃侃而談，但終戰指導其實包含戰爭終止與停戰指導，也涵蓋戰爭末期指導，需以國家利益、國家戰略目標及戰爭目的等具體文字作為基礎，提出媾和前，需出現能獲彼此接受的停戰條件，這不僅是武力戰的終止，乃是政治意志的調和，各方都被尊重的藝術，始見真正和平，顯然，「中」印前段未果，致後段未決，應持續彌補遺憾與改善關係，才能澈底修正錯誤，重塑未來。
去年國際關係學者邁可．多伊爾出版重量級著作，國內今年翻譯出版，名為《冷和平：冷戰、熱戰之外的第三條路，台灣該如何選擇？》，書中提出通往冷和平有氣候變遷、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台灣與中國、網路和平等4個途徑，也許可供每一個有意避免戰爭的人參考，畢竟「你要和平，便要為和平做準備」(Si vis pacem para pacem)。
＊作者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