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浩典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應該努力促進消費,或至少不阻礙消費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北京方面似乎特別反對「向家庭發放現金以刺激消費」的想法。習近平在2021年的一份中共刊物上警告「高福利養了一批懶人和不勞而獲者」,這聽起來與西方右翼政客沒什麼不同。
北京當局對於建立更完善的退休金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擴展更普及的公共服務,以建立社會安全網,將資源重新分配給消費者,減少家庭的預防性儲蓄並不太感興趣。而長期以來討論的戶籍制度改革,允許農村居民在城市永久定居,對刺激消費具有潛在幫助,但似乎也陷入了停滯。
去年2月,武漢等地爆發「白髮運動」,退休的年長者上街,抗議醫療保障福利受到削減。中國國家醫療保險也因保費上漲而流失超過千萬名保戶。另外一位經濟專家、恆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表示:「由於缺乏由高覆蓋率醫保引領的社會安全網,中國人被迫將收入的相當部分儲蓄下來,以應對嚴重疾病等不時之需。這就不利政府提振消費的政策,而消費被視為中國從後疫情經濟下行中恢復的關鍵。」
為何執著於增進生產力?
中國決策者如此努力促進工業生產,使得他們對消費的偏見更加明顯。但他們對生產如此執著的原因究竟為何?劉浩典認為,中國政府可能出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認為國家角色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在當前經濟情況下,政府僅專注於推動生產力發展而忽略資源重新分配的重要性,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符。
他進一步指出,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中國政府近來的政策制定越來越少考慮務實和市場導向,而更傾向於將市場經濟視為一個可以被精確設計與引導的機械系統,以實現其烏托邦目標,所以政策制定者很難想像消費能產生價值,因為他們相信生產才是創造價值的東西。
他表示,中國政府對生產的偏好與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一致。然而,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如果沒有來自國內外消費者的足夠需求,增加供給只會導致產能過剩和價格下跌。這在中國正在優先發展的一些新興產業中已經出現,如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
他並指出,中國一些官僚傾向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經濟,並對市場機制持懷疑態度,認為單憑市場經濟無法有效地分配資源,也難以辨別出有效的方案,以及無法區分成功和失敗的企業。
在過去,中國一直實行產業導向的政策,這種做法在經濟尚未發展成熟、試圖追趕日本和南韓等發達經濟體時是合理的。但現在,儘管中國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其製造業的生產率已經接近南韓和台灣等發達經濟體,這意味著官僚們很難準確地選擇哪些產業項目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