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普世性的態度，不僅是對中國大陸的回應、鼓勵與牽引，亦有利於臺灣本土減輕戰爭陰影並淡化黨爭。畢竟，對於普世民衆而言，避免及解脫人爲的政治漩渦，方能更好地迴歸生活本身。譬如，當臺灣當局今年1月開始實施義務兵役延長制（從四個月延長至一年），隨即遭到年輕世代的不滿。其普遍不願將飛揚之青春託付枯燥的軍旅訓練，更不願以自身性命充當兩岸之間的「炮灰」。目前剛剛發生的臺南陸軍入伍新兵逃離事件（4月11日），疑是與此情勢有關。
2. 「走向共和」的再度契機
「馬習二會」結束之後，從中共官媒對其至今頗爲積極的事後評論來看，同樣亦可觀察到: 習近平似乎已傾向於拋棄武統政策，而更願集中精力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及「民族復興中國夢」。其在講話中，不僅對「武統」閉口不談，甚至沒有提及「和平統一」的大致日程；而是反覆強調心靈契合及情感交流，甚至也「樂見」大陸民衆多去臺灣看一看。
衆所周知：一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離不開憲政民主、文化傳統及公民意識的合力。而因文化政治傳統及公民意識等尚未充分準備，中國大陸在百年以來，已經陸續失去了三次重要的憲政建設機會：即民國初期宋教仁的被刺殺（1913）、南京國民政府抗戰後的行憲失敗（1945-1948），以及「六四運動」所要求的社會轉型（1989）等。而從長遠看來，這正是困擾中國產業升級、社會發展（特別是本國民衆自由及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的最主要根源。
與此相對，敗退海峽對岸的蔣經國總統卻在執政後期吸取經驗、審時度勢，並迫於內外壓力而使臺灣經由威權政府的決意改革，最終成爲一個民主憲政的華人社會。此項壯舉不僅於歷史角度成功破除了秦制二千年的思想羈絆，也在現實發展中以生機活力、多元創造性等令海內外各界人士刮目相看。倘若目前的臺灣能於整體上克服激進的「臺獨」分裂主義，其對大陸社會民主轉型的促進與幫助，將遠遠大於兵戎相見。
這是因爲：畢竟，中國大陸由於意識形態長期的保守封閉，再加以歷史上經濟建設的貧困落後，無論從官方到民間，均並未完全消化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情結；而其面對以西方爲首的普世民主規則的猶豫、疑懼，以及某種源於自卑性的傲慢，則首先最大限度地需要同文同種、分割歷史並不長久的海峽對岸，進行善意的鼓勵與牽引。
並且，即使目前共產黨有心進行自身內部的種種改造，亦面臨著重重難題：在唯上負責的實質性的一黨體制之內，無論全國人大、政協代表或公共媒體等，均難以形成有效的民主監督；而隨著「團派」的湮滅與「紅二代」勢力的削弱，黨內的流派制衡更是無從談起。相比之下，歷史上曾經兩次與共產黨在「國家貧弱」或「國難當頭」之際不計前嫌、進行合作的中國國民黨，似乎沒有直接的「顛覆政權」風險，並且亦是「民族振興」框架下經驗豐富、值得信任的「老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