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今天很多人鄙薄五十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但我不敢，我的這段經歷讓我能夠想像他們深植內心的孤獨與恐懼，當年換了是我，我一定不比他們更高明。我之所以今天批評他們，不是為批評而批評，而只是為了反思和警醒自己。
這麼多年來，我其實也挺鄉愿。今天說這些，終究還是因為喬木事件的觸動。我愈來愈發現鄉願沒用，愈鄉愿其實愈喪失主動權，愈助長群眾暴力。我恐懼和回避腹背受敵，但愈這樣愈是䧟於腹背受敵。中國社會一方面確實客觀上愈來愈極化愈來愈撕裂，另一方面極化和撕裂愈來愈形成巨大政治市場愈來愈具有誘惑力，吸引愈來愈多冒險家投入其中以推動極化和撕裂為能事以期從中漁利。而今天很多自由知識份子則如自己的前輩那樣怯懦，包括我在內。這客觀上是推波助瀾。
真正的獨立的代價真的很高，真正的獨立真的很難。但要想避免自己前輩的悲劇，要想不至於像晚年儲安平那樣後悔莫及，恐怕最終還是別無選擇，趁現在還來得及，站出來大聲對人民崇拜和群眾暴力說不。如果兩線作戰腹背受敵註定了是命運，那也只有認了，只有堅決地前門驅虎後門拒狼。否則，將無任何希望遏制明天的異化，而明天的異化會讓今天的一切努力都失去意義，讓畢生的奮鬥都打水漂。
人民祟拜和群眾暴力從來都是生長極權的樂土，跟極權從來都是相輔相成，這惡性循環到我們這一代是該斬斷的時候了。只有自治和獨立的公民之路，才真正是通向憲政民主之路。有人會問：中國有公民麼？公民在哪？我的回答是，今日中國不再只生產暴民，也成長著公民，這正是今日中國與昨日中國之最大分野，也是今日中國之最大希望。公民在哪？公民在路上，每個爭取與捍衛自己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的同胞，都是成長中的公民。跟他們在一起，感受他們的力量，就不至於再恐懼、再孤獨。所以我們可以兩線作戰，我們可以腹背受敵，而未必一定沉淪。這正是跟前輩自由知識份子比我們最大的不同、最大的幸運。
既如此，我們何必放棄？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