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這一生和我，像是一對極度相愛卻無法相處的戀人被困在孤島上，當她離開了，所有的曾經都成了思念的串串露珠，掛在我和她曾經劇烈爭吵的那棵大樹下，風吹過來，晶瑩清脆的叮噹聲，有時讓我笑，有時讓我哭。最近，笑的時間多了多。
她在2011年4月去世，那一年的11月我在日記裡寫下這些文字，並開始以學術的方式研究她，這個對我而言既親密又疏遠的女性，家庭、事業兩頭燒，戰後臺灣的職業婦女，我的母親。
上有三個兄長，我是母親唯一的寶貝女兒、掌上明珠，食衣住行全由她悉心張羅。青春期之前，我們親密得無話不談，打打鬧鬧像極了朋友。然而，她那番女孩子就應該如何又如何的觀念與教條，在我的性別與身體意識逐漸建立後，使得母女間疏遠的裂痕漸成鴻溝。長大的過程中，我總覺得她以華人傳統對於完美女性的想像來要求自己，也試圖將那個傳統框架套用到教育女兒的方式上。在1980年代上大學，受到西方女性主義思潮洗禮的我，面對母親時的情緒愈加複雜。一方面悲傷心疼，不捨她以單親的身分兼顧事業與家庭，一方面對於她既是知識分子卻仍服膺傳統父權的作法感到憤怒不已。這個悲憤交加的情緒，卻成為我研究戰後臺灣婦女處境的動能。一直到我完成為了多瞭解母親而執行的研究〈1968-1978年臺灣《婦女雜誌》的女性論述建構〉，才驚訝地發現從1968年我出生後的十年間，母親在彼時的臺灣政治、社會與經濟脈絡裡，不但兼顧了傳統與現代價值，更是當代主流「理想女性論述」的實踐者（陳儀芬、孫秀蕙，2016，頁88-93）。也就是說，母親並不全然地如我所認為的那樣傳統八股，相反地，她在三、四十歲青壯時期所展現出來的風華樣貌，說是當年的時代女性絕不為過。她承認男女有別，卻不接受男尊女卑；她自認母性母職為天生，卻不願伺候公婆；她殷殷期盼兒女結婚生子，認為那就是幸福人生，自己卻未在婚姻中如傳統婦女般求表面和諧、忍氣吞聲，毅然選擇離異一途。身為國小教師的她，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下班之後，浣衣煮食、家務必躬；教育兒女、不辭辛勞。回想起我與母親之間的裂痕，就像是站在80年代的女性主義立場，望向對岸那60年代的女性處境罷了，不但失去脈絡，也全然不公平。其實，那是女性主義者對父系傳統中對女性壓迫與母職規範的憤怒，交錯了親情的不捨與悲傷，在母女間不斷反覆糾葛的結果。
母親在事業上是一位成功、自信的女性，但她卻希望我能溫柔婉約、鋒芒盡收，找到會疼愛、照顧我的好歸宿，別像她那樣辛勞養家，但又同時要求我有份好工作與穩定的收入，受人尊重。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她那些所謂可以吸引異性的女性特質及其外顯方式，每每是我們爭執的導火線。「不願意像母親那樣」的食衣住行、舉手投足——我的叛逆——就像蹬下那塊教條的踏板，想要藉著反作用力掙脫傳統的引力，卻不知那是母親的愛，永遠會把拉我回來。
母親離世後，那教條踏板倏地被抽走，我一腳踩空，墜下喪親痛楚的陰暗角落，而待我走過死亡的幽谷重新爬站起，竟發現自己居然開始不停重複著許多「像母親那樣」的事。是記憶也是懷念，是一座想要回到過去的橋，斷續地連結了我們的過去和現在。我才終於明白，我承繼的不僅是母親生理的基因，更是會影響我一生的文化基因。因著對母親的思念與記憶，在那些重複的事物中，成就了種種與她相關的傳統，隱隱約約。「I am her living legacy，不管我願不願意」，這是2011年11月那天，我日記裡的最後一句，也是這本書的開端與線頭。
＊作者任教於淡江大學，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為妳煮食：我們的「女食」故事》（三民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