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但很多台灣人會認為死刑犯「罪有應得」，如果我們替他們爭取權利，是不是忽視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的權利。您怎麼說？
諾瓦克： 如果一個人犯了重罪，殺了這個人真的能夠帶來正義嗎？這是正義還是報復？如果我的妻兒遇害，我一定會非常憤怒悲傷，但對我來說，就算對方被殺了，並沒有實質幫助。我們不知道這個罪犯的背景，小時候發了什麼事令他犯下重罪。我們可以給他一個機會，這就是修複式正義。
即便入監服刑，也不該像是美國的單獨監禁，而是應該接受教誨，讓犯行者有機會學習、工作，懺悔自己做錯的事，然後能夠修復對所有人造成的傷害，這個罪犯才有機會重回社會，這才是符合人權的修複式正義，而不是只靠懲罰或者報復。
我不認為被害者家屬能夠理性決定怎麼對待加害者，他們常常會想要折磨或殺死對方，但這就是人權需要介入的時候，不是採用私刑，而是政府有責任來處理。
德國之聲：有些台灣的政治人物會援引《公民政治與權利國濟公約》第六條說，公約沒有要求廢死，只是要求用在「情節最重大之罪」。
諾瓦克：這有比較複雜的法理爭辯，但公約第七條說：「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如果警察被犯人攻擊，有可能在自衛或者防衛他人的情況回擊、導致犯行者死亡，所以有生命權的確有不同解釋跟考量。但酷刑就不一樣了，那是人權尊嚴的根本，要完全禁止。
不論是1950年代修訂的歐洲人權公約或是1966年的國際人權公約，時空背景都不一樣，當時大多數國家還有身體的刑罰和死刑。但在過去這段時間，人類的思維改變，大多數國家都廢除了死刑，包括國際法庭都說，身體刑罰就是酷刑，就是不人道的懲罰，而死刑就是最嚴重的身體刑罰，所以會隨著時代變遷，改變解釋的方式。這些公約是與時俱進的工具，需要用當代的方法重新詮釋，而不是用60、70年以前的方式來解讀。
如今聯合國大會每兩年的決議，都會籲請還沒廢死的國家廢除死刑，或至少第一步停止執行，所以每年都有更多的聯合國會員加入廢死的行列。
德國之聲：我們看看台灣法務部怎麼樣定義死刑跟酷刑之間的關係，它說：「如果死刑並非基於一般預防目的、不合比例且非殘忍方式執行，可以是符合人性尊嚴的，自然也不是酷刑。」這樣的說法合理嗎？
諾瓦克：完全錯誤。我曾是聯合國的酷刑特別報告員，我看過各種酷刑。 無論你是從全球北方或全球南方，無論你在美國、印尼、牙買加或是中國等其他國家，我訪問的死刑犯都一樣受到折磨，不只是死刑本身，還有不知何時被處決的長期恐懼，這不只是身體的酷刑，也是對人心理的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