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恆君觀點:「勞動節」與「勞工節」之辯

2024-05-12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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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選擇

在並未經歷大規模工業革命、且傳統社會型構較為穩固的中國,時至1905年,方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引入「五一節」(時譯為「萬國勞動者團結大示威」),其後知識界開始宣揚「勞工權利」、「勞工尊嚴」與「勞工神聖」等理念。1919年5月1日,《晨報文化副刊》在李大釗協助下首發「五一勞動節紀念」專號;三天之後,「五四運動」爆發,中國工人階級亦在聲援運動中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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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1日,在知識界享有盛譽的《新青年》雜誌亦推出長達400頁的「勞動節紀念號」,孫中山為之題詞為「天下為公」,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題詞為 「勞工神聖」。而當時主要內容仍是聚焦於底層勞動者的各項人身權益與社會地位,包括改變女工的生活處境等,譬如陳獨秀發表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然而,隨著中國內外處境的交困及激烈的時代浪潮,「救亡」理念逐漸壓倒「啟蒙」,時代主旋律也逐步轉為抗戰與革命。當共產黨最終通過廣泛的工農運動與蘇俄的支持而取得勝利,其於1949年底正式將「五一節」確定為「國際勞動節」。由於其自我定位為一個工農建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原本的「勞工權利」、「勞工尊嚴」、「勞工神聖」等核心式人權意涵,反而理所當然地不再受到檢視。

中國勞工與996

在此種長期性的麻木、忽視與一元制思維之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工人階級的整體收入隨著經濟發展有所改善,但中國勞工的處境卻在社會資源分配中仍處於不利地位。這是因為中國模式總體說來仍是精英掌控的資源提取性政治制度,底層民眾難於獲得政治權力分配並有效進行利益訴求。他們的利益,往往只能較為被動地等待中央政府的政策傾斜以及當地政府的順利執行。

譬如,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下崗工人在幾近毫無權益保障的情況之下被拋向社會;而為中國城市化建設作出貢獻的農民工至今無法妥善解決子女的入學問題。而在政府眼裡,爭取個體權益的遊行示威又往往被視為違法或影響穩定,這正如澳門及香港雖有「五一節」遊行之傳統,但在反修例運動之後,中央政府加大控制,香港已連續五年無「五一節」遊行集會。今年五一,亦僅有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四人上街請願,訴求提高工人最低薪水。

而在知識分子群體之中,亦普遍存在對「勞動節」保持距離的冷漠態度。這一方面固然在於該節日所具備的「社會主義」色彩,但另一方面亦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勞動者」及「勞動者權益」的疏離與淡漠。譬如在德國另一位馬克思(馬克斯‧韋伯 )眼裡,儒家的文官知識階層主要是為上級負責,並著重追求個人修養及社會地位,這使得他們普遍成為「實用的理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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