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2019年起,印度政府頒布公民和宗教管制法案,限制宗教少數群體的權利,如2019年公布《公民身份修正案》,限制穆斯林難民入籍印度;2020年《宗教自由法》,禁止改信宗教,此些法案引發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強烈抗爭,亦挑戰憲法的信仰自由權。在基礎教育上,2022年,印度教育部推出以「印度教思想」為主軸的新課綱,將印度教價值觀納入教育體系,型塑學生的印度教文化認同,政府同時將梵語列為官方語言之一,大力推動梵語教育。
「莫迪悖論」
儘管上述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和對少數宗教的箝制,引發輿論關注,讓外界對於印度人權的擔憂,華府智庫「印度仇恨實驗室」(India Hate Lab)曾在今年二月發布調查,稱2023年印度計有668起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事件,其中75%發生BJP執政省份,顯示印度反穆斯林言論持續增溫。但是,莫迪仍然贏得國內民意的高度支持,高達76%的印度民眾認為莫迪是最受歡迎的民主國家領導人。,超過五成選民認為他最適合擔任下屆總理。特別的是,莫迪支持陣營不僅為印度教徒群眾,也贏得了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和高知識社會菁英的高度支持。
政治學理論的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為「中低教育程度選民傾向支持反體制的民粹主義領袖」這一命題提供解釋,它指出,人們對自身處境的評價,不僅取決於客觀條件,也取決於與他人的比較。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由於收入和社會地位較低,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從而更容易接受民粹主義的政治訴求。在美國川普總統時期,我們見證了中低階層對於民粹領導人的支持與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支持度呈現反比關係。然而,如同《經濟學人》等其他西方媒體的觀察,這些理論在印度得到反證的經驗,事實證明,莫迪不僅贏得了中低階層群眾的支持,也贏得了受高等教育中產階級的支持,形成一種與民粹主義不同的「理論悖論」現象。
我們如何解釋此種「莫迪悖論」呢?首先,分析任何印度國內政治的前提,我們不能忽視古老的種姓制度,在印度獨有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儘管印度是一個種族、宗教、語言高度多元的國家,惟仍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核心,過去十年以來,莫迪正是訴求於此種認同需求,將宗教意識形態置於政策和法律之上。因此,位居高種姓階層印度教徒是BJP的核心支持者,此類族群選民往往具有較高的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
第二,印度菁英階層對強人領導的渴望。長久以來印度發展道路緩滯,被歸因為官僚文化和立法制約,近期一項民調令人印象深刻的民調指出,67% 的印度人認為「強人領袖可以不接受議會或法院干預,做出決策是一個好的治理方式」,印度菁英階層普遍支持莫迪強人式領袖風格,認為他能帶領印度跨越官僚叢林的巨人。第三,國家實力(經濟、外交、軍事)的展現。在經濟層面,BJP親商的形象深植民間,受到傳統企業階層的支持,印度今年財政年度經濟成長率預期將連續第3年超越7%,可望2027年躍升成為全球第3大經濟體。在外交上,印度高知識份子讚賞他反抗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領袖魅力,在自主外交中亦爭取印度的國家利益。在軍事上,印度近期出口首批與俄羅斯研製的陸基「布拉莫斯」(BrahMos)超音速巡弋飛彈交付菲律賓,被視為協助菲國對抗中國在南海周邊海域的軍事威脅。
2022年8月15日,總理莫迪在慶祝獨立75年的全國演說中,稱「我們必須於未來25內將印度變成已開發國家,在我們有生之年。」如今這位強人已經73歲。當前,莫迪已然將現在的印度導向已開發國家軌道,但選後印度仍然面對包括國內基礎建設不足、南北差距、宗教分岐、種姓制度等重大挑戰。另一個問題是,強人政治和民粹主義是否為印度發展道路前進的條件?
*作者為台灣印度研究協會理事,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