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媒介改革或媒介社會運動在台灣的發展，相比於近八十年歐美的媒介改革活動，至少有三項特徵。第一，出場的時間比較慢。第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媒介改革與政治選舉關係密切。第三，歐美已爭議超過半世紀的媒介產權問題，直到1990年代才成為媒介改革運動的目標。
許多曾被殖民，脫離殖民後又長時間受一黨威權統治，並在其間發展工業的國家，都有這些特徵，只是特徵的色彩及具體的過程有所差異。
就台灣來說，1915年台南的西來庵事件，死傷逾萬人後，台灣人的抗日行動由武鬥轉至文鬥，開啟了透過媒介改革（創辦新媒介）作為向統治者爭取發言權的歷史。
政論雜誌與「地下」電台的沉淪與辯證
1921年成立的文化協會雖曾運用影片啟蒙民眾，但就延續及效果來說，日據時期最主要的媒介改革活動，應該是《臺灣（新）民報》系統（1920-1944）的創辦與經營。這個系列的報紙除了是台灣本地資本家、地主、青年學者與社會運動領袖向殖民統治者爭權的工具以外，亦帶有農工階級成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承續《民報》色彩的刊物，應該是李萬居創辦的《公論報》（1947-61），其次是1975年開啟（黨外）政論雜誌時代（維持了十年多）的《臺灣政論》（只出版5期）。這些雜誌的農工成分雖然有，但淡薄了許多；明白站在勞工等階級位置，並有明顯反（美）帝國霸權的刊物，最主要的是《夏潮》月刊（1976-78）、《夏潮論壇》（1983-84）與《人間》（1985-89）等。這些政論雜誌遭受龐大的查禁壓力（值得注意的是，《夏潮》等左傾的雜誌反而得以發行不墜，甚至得到大學圖書館的庋藏）。以1985年為例，出刊的黨外政論雜誌346期當中，有58.7%（203期）被禁，財務損失3千萬新台幣（當年約折合100萬美元）。其次，這些媒介的創辦經常與選舉有關，內中又以《美麗島月刊》（1979.8-12）達到最高峰，據說銷數曾達10萬份；它在全省多處設立據點進行串連，為選舉作準備時，引爆「高雄事件」，主事者盡數琅璫入獄。
1986年11月30日，許信良未獲國民黨政府許可，搭機從日本返台，警民發生衝突，其過程由「綠色小組」以影像記錄並對外發售，在當時部分第四台（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有線電視）的頻道廣為播放，標誌台灣媒介的改革觸角延伸到了電子媒介。從1990至1993年，部分是為了版權問題，但也出於鎮壓媒介興革活動的意圖，政府編列了2,601萬元取締第四台。
1993年初，收音機登場，成為新一波的媒介改革活動，由於收音機頻道的開辦並沒有得到政府核可，因此一般稱之為「地下」電台。但也有人稱之為「民主」電台，表示它們固然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可，惟它們的聲音傳達了很多主流的、建制的媒介所沒有長期而穩定表達的內容。雖然有些電台仍沒有脫離政治選舉的短線目標，但有關政治議題、性別、階級、環保、國家機器的認同等等社運新聞及言論，似乎有了更多的、長期的現身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