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短短數頁的篇幅內討論中國目前政治制度的優缺點，以及其與經濟社會的關係，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讀者對中國政權組織機制以及權力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感興趣的話，可以進一步閱讀我其他的法文著作。儘管可能有些過度簡化，但我想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就已經從極權體制過渡到了威權體制。
儘管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天下，這個政權在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兩個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經歷了深刻的轉型：它修改了執政的意識型態，改善了幹部的規訓體制，使政令的上傳下達更加靈活，使得整個政黨現代化；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將執政重心放在了經濟發展上，但也同時使得腐敗現象大規模爆發，造就了一個全新的，以裙帶關係為連結、具有半黑社會半寡頭色彩的統治階層。
然而，中共並無滅亡之虞：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的教訓，令它選擇了在不削弱政治壟斷權力的前提之下，不斷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環境；它也成功遏制了腐敗和黑社會的現象；此外，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控住了軍隊和安全部隊的指揮權，當下不存在具有實質性威脅的政治勢力。換言之，這個宣揚威權主義、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權將很可能長期存在。
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
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體制，我將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稱之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在這個體制中，執政黨與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這個體制在穩固的同時亦能保持靈活長久。這個體制在五○年代時，經歷了毛澤東與其同僚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一系列的改革轉型，也同時經歷了毛時代的所有政治風暴，特別是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以及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其後解放軍解除紅衛兵武裝之後，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鄧小平和他的同黨也調整了黨國體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軍隊暴力鎮壓了那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來，中國已然成為一個國民生產毛額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位居第一的國家。
透過上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篇章的回顧，我想要提醒讀者們注意共產黨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力和適應能力。
這種能力是靈活而具有彈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識型態和組織結構中體現出來；這種能力是在中國社會希望擺脫貧困，乃至希望國家富強，能與美國勢均力敵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然是由諸多個體戶和私人經濟帶動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動黨國體制解除經濟活動的限制，而這從農村地區去人民公社化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後一個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漸延伸到城市地區乃至外貿領域。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國就開始歡迎境外投資（以香港和臺灣為首），建立經濟特區，並開始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取消了國家壟斷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