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從未想要與其他政治勢力分享權力，亦無意圖完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絕不能低估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前所確定的意識型態、體制和戰略的延續性。首先，整個制度依然是在五○年代時就確立的政治和行政體制的基礎上運作；儘管黨的目標和重心在改革開放後都有明顯轉變，它所運用的政治語言卻沒有太大變化：這仍然是一種受蘇聯風格影響的語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後這種語言和漢字還被簡體化，形同背叛漢語表意文字的傳統。其晦澀難懂的風格，在黨政機關之外根本沒有人能夠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便會使用毛澤東在另一個時代所用的「游擊戰術」來進行改革。在改革開放後，中共也延續了「運動式治理」的傳統，正如習近平在二○一三年推行的反腐運動一樣，也在法律法規之外透過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動改革。
各級和各部門的中共官員都享有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構成了黨國體制運作發展的根基之一，保證了這個體制的適應力和靈活度，但也成為了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此外，國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地區，土地歸「集體」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層組織的管轄，這也成了無盡利益糾紛的根源；在城市地區，土地是公共財產，當地政府官員有權以自由裁量的形式處置。從更高的層面來說，儘管二○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確認了市場將在國家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黨國體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們認為有戰略意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大型企業（截至二○二四年全國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併，亦成為統治階級權力尋租的來源。
事實上，黨的領導人一直都是經濟發展和經濟自由化的領導者，他們一方面直接從被他們把控的國有經濟部門獲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時與企業家等私有生產者產生非正當的合作關係；這使得具有實權的幹部家庭富有起來，在體系內孕育了一個新的具有裙帶關係色彩的寡頭特權階層。早在一九八○年代，通常被稱為「太子黨」的領導人後代就開始進入商界。例如，李鵬的後代在能源部門有相當的投資，江澤民的後代則在電子工業領域耕耘，而鄧小平的親屬則是在軍工領域有所發展。很大程度上，這種系統性的裙帶關係也在地方層面存在，而這種潛規則也恰恰使得「紅二代」和「官二代」們能夠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來。此外，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黑手黨化」也是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現在擁有將近九千萬名黨員（截至二○二三年底為九千八百零四萬）、近七千萬名體制內成員（橫跨行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約三千萬名幹部和一千萬名實權領導，包括六十五萬名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正是因為以上這些現象，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相互矛盾的存在。
中國共產黨跟民主國家與多黨政治中所認知的「政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對其領導人與黨員來說，黨不只是政府的專政者（「無黨階級專政」的那個專政）與組織者，甚至堪稱是國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氣」，沒有「氣」，國家就會枯死。習近平在二○一二年掌權後，強化了黨對國家的直接領導，國務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一七年以來，收緊的力量有增無減。
＊作者為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也是台灣女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