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 13 日代表當前執政黨參選的候選人賴清德以 40% 的得票率贏下前所未有的第三次連任，大批的西方媒體都聚焦在這次選舉對台海地緣政治的影響。還有更多的評論強調這次選舉是選舉民主對抗挑事威權主義的大勝利。
透過國家安全論述的寒蟬效應來處理社會對抗
然而沒有被仔細理解的（如果不是被刻意故弄玄虛的話），是「民主」的本質在台灣全方位數位化條件下的演進。有一些在這次選舉中看似邊緣的事件標示著武器化人口管理機制的加劇，而數位化正是其中最關鍵的驅動力。
首先，讓我們歸納幾個本次競選活動與選舉結果的關鍵點。台灣左翼運動者、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片研究所的吳永毅教授分析，這些選舉大部分是就候選人的個人道德整體性進行爭論，對於實質問題的討論則非常缺乏。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批評角度源自民進黨一系列備受矚目的貪污醜聞，一路追溯到耗費鉅資而幾乎無效的高端疫苗研發背後隱約的政治分贓味兒。然而，正如吳永毅所觀察到的，選舉無意中揭示了在野黨和報導他們的媒體之間「不問，不說」的共識。對於會明確區分政黨間差異的具體實質性政策——譬如美國計劃將臺灣變成針對中國的軍事化「豪豬」——在辯論會上明顯缺席。而媒體則是根本沒有就政策分歧之處向候選人質問。
對於史上最長戒嚴時期（1948-1987）期間的白色恐怖其轉型正義與政治和解，這次競選活動也隻字未提，正彰顯整體競選的品質低下，儘管就在 2022 年五月，政府主導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才正式公佈《任務總結報告》。沒有就政府發起的轉型正義報告的利弊進行廣泛的公開討論，這對臺灣歷史上有所衝突的人口階層之間真正和解的機會來說絕不是一個好兆頭。實際上，對於執政黨、或說更普遍的「臺灣獨立」陣營而言，這種沉默具有深遠意義。畢竟該陣營的核心主張—「國家主權」其實是美利堅治世體系（Pax Americana）繼承殖民歷史遺產所賦予的衛星國或附庸國身分而已。此一根本矛盾導致「沉默」無法迴避地被內嵌於該陣營廣泛的情感結構，致使其追隨者迫切感到需要透過國家安全論述的寒蟬效應來處理社會對抗的必要。
一如吳永毅的觀察，一個沒有被明講的共識完全阻礙了公眾討論與論辯，而使得台灣民主的性質被蒙上疑雲。吳教授指出「民主」這個字眼如果能持續被用來描述台灣的政治發展情勢，那正凸顯出投票行為本身帶來的強力神秘化效果，投票讓無權參與關鍵治理決策的失權公民自認有所貢獻。無視於不斷被披露的貪污與政治分贓，這種神秘化仍然非常有效，正是因為它在個人層面創造了一種彷彿可觸及的自我和他者邊界，並且這道邊界對應到更大的、集體的層面。這個跨層關係又反過來合理化了無所不在的社會關係神秘化，我們會在陰謀論的小節中再繼續討論這一點。最後吳教授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駁斥了那些認為這次競選活動已然擺脫金錢選舉的論點。儘管小額捐款在資助台灣民眾黨的競選活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新的第三政黨贏下 26% 的選票，其中大部分是對兩大黨不滿的年輕選票。但實際上，眼下的變現是通過譬如臉書這些私有平台間接發生的，臉書目前是大多數「公共」討論和競選活動進行的平台（僅供對台灣情況不那麼了解的讀者參考：台灣據報導指出是世界上臉書滲透率最高的國家）。因此網路意見領袖在此扮演著超重要角色，但究其本質，恰恰是買賣關係。
沈伯洋的使命：透過資訊科技及私有化平台推動社會動員
因此，國際媒體偏好的敘事框架：將選舉描繪成台灣面對中國極權威脅的存亡關頭公民投票，完全是用來掩飾明擺著的現實情境，也就是 60% 投給民進黨以外兩黨的選民都對執政黨的貪腐、失能，及日益加劇的社會貧富極化感到高度反感。在這塊投票者之中，將近一半是拒絕兩大黨而支持民眾黨的年輕選民。如此一來，這些兩大黨以外的選票間接揭示了那些仍佔多數的選民的真相：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堅守兩大黨。實際上，現在這些選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數位部落主義所決定的，也就是他們的政治參與是透過情感的二元對立來衡量，我族與非我族類、我喜歡的與我不喜歡的。對實質性議題的冷感與不成文共識的浮現都可以被視為這種媒介化的徵狀。
儘管分析聚焦在總統大選的當選者，但從相對而言較為邊緣的現象展開思考，某種程度上反而更具啟發性。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首次（以比例投票方式）選出以打擊假新聞為專業的立法委員，並且其擔任美國大型政權更迭機構指導委員會成員（見後文詳述）——沈伯洋博士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第二順位的一位年輕犯罪學學者，也是兩個公民社會組織的創建者。這兩個組織，放在一起看待，恰恰共組一個完整的人口治理體制，而在當今自由民主社會所經歷的重大歷史轉型中，該體制乃位於核心位置。一方面，他的「台灣民主實驗室」是台灣致力於研究、對抗假新聞（僅限來自中國的）的最重要公民社會組織之一；另一方面，他的「黑熊學院」成為台灣近幾年蓬勃發展的私人民防公司及軍訓中心產業的領頭羊之一。雖然過度渲染單一個人的重要性有誤導之嫌，但沈伯洋的使命正彰顯出一種治理性的形式，也就是透過資訊科技以及私有化平台推動的社會動員，來實現新自由主義目的：人口治理。能使得沈伯洋之流在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台灣這場選舉可以被視為這個機制運作模式的一次重要實例。
在競選期間，所謂的「疑美論」成為包含國民黨、民眾黨、以及民進黨三大選舉陣營間的爭議焦點。儘管各黨派的支持者對此進行了激烈辯論，然而針對這些理論的辯論基礎是由諸如沈伯洋的台灣民主實驗室及民進黨周邊「泛綠側翼」主導性地預先決定，這些組織出於實際目的，在台灣安全議題上主宰著公眾討論。「疑美論」的主要功能之一，即是在性質高度複雜的現象中創造出一種同質性，諸如在美國壓力下開放萊豬進口、美國參議員「戰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的爭議言論。這些泛綠側翼的相關公民社會組織，諸如台灣民主實驗室或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在面對這些現象時，不去展開直面美國屯墾殖民主義歷史（一個台灣媒體鮮少討論的議題）或者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連環危機的討論，而是以文謅謅的神秘化策略來回應。以內神通外鬼所執行的資訊操作來解釋當前的總體危機，他們的工作並未釐清演算法治理與資訊科技帶給現今民主政府的挑戰，反而是使其更加神秘——更不用說那些錯綜複雜的難題：創傷歷史、帝國衰退背景中幽微的國家力量、瓦解中的跨國帝國統治菁英之間那些越發暴力而出人意料的鬥爭。
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而言，反假新聞操作中所涉及的神秘化是意識形態的。相對於啟蒙的觀點認為只要有事實基礎並消除個人偏見，人們就可以評價真實性，馬克思主義觀點將意識形態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的形式。如果我們要理解反假新聞操作與私有數位平台上的社會動員，如何作為一個更廣泛的全球人口管理機制，這個從［視意識形態為］偏見而到視其為關係的理論視野轉換就非常關鍵。然而儘管這些現象有非常多在地示例，這個霸權論述，或者說這個共識的核心，卻並不在台灣。
台灣民主：將法西斯反共主義的歷史遺緒悄無聲息地正常化
事實上，我們正在見證啟動於上世紀九〇年代之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ism, GWOT）邏輯的延伸與擴張，正被動員以利更貼近地運用在當前沒那麼冷的新冷戰。法國學者葛雷寡‧夏瑪悠( Grégoire Chamayou) 寫於 2015 年，關於美國情治單位的反恐資料探勘一文觀察到情治單位行動與陰謀論模式之間的某種連結。只要想想我們已知的、在上次冷戰，或是全球反恐戰爭之類的期間，美國的各種秘密行動，這種連結並不出人意料。在美國打造一個新型態帝國形式的背景下，這種創新形式的帝國並不像之前的法國、英國和日本帝國那樣以直接控制的原則運作，而是透過新型看不見的殖民模式──「被抹除的殖民治理性」的創新形式，培養後殖民主義主權，並將之納入其二戰後帝國，美國與本土菁英盟友無疑構成了當今世界上最重要且最有組織的陰謀力量。不用多說的是，在台灣，一如在今日歐洲，一提到美國國家各種機構聯合的霸權陣線，諸如華爾街、公民社會組織、智庫、媒體、學術圈，以及私有化數位平台，或簡而言之，傳說中的「MICIMATT」（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onal-Intelligence-Media-Academia-Think-Tank，軍事工業國會情報媒體學術智庫綜合體），馬上就會被認為是不正當的「陰謀論」，並因此不值進一步討論。
這種反應在其所要對抗的陰謀論式思考之中更是別具徵候性的，因為這說明其將歷史化的重要性視為理所當然，卻同時積極地否認歷史化的基礎——不論任何一種歷史化——源自於現代民主社群核心的虛構力量。就像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雙雙以不同方式指出的一樣，文學體制（institution of litterature）提供了一種籠統的模型，使社會得以奠基成形——尤其對於像現代社會這樣不以世代繼承（傳統、神、祖先等等）為基礎的社會。「文學體制」這個名稱本身多少容易產生誤解。在概念上它基本上並不牽涉一個與社會相對隔開自主的局部圈子（譬如說「文學圈」本身），而是意指現代社會在整體性與虛構性兩種矛盾闡連之間其實無所本的根基。「文學」命名了民主社群以及一個社群的虛構基礎，前者意指其中任何人都被許可說任何事（並且任何事都應該能被說），後者則是完全徹底的開放而無法被總體化。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學機構提供給現代社會的模型中，它同時示範了社會批判與社會權威，或者換句話說，同時示範了共構（con-figuration）與共謀（con-spiracy）。如果當前在台灣與其他全球各地「陰謀論」能夠如此盛行，原因大概並不在那些反自由「敵人」的破壞，而是兩種歷史性壓抑帶來的危機——第一個涉及社會整體性相關理論的消亡（「整體性」則為馬克思主義式批判的關鍵字）；第二個涉及「文學」的危機，其正被資訊科技、生物技術和奈米技術之間的融合所取代，這些融合篡奪了虛構的力量。
雖然這些考量似乎與臺灣選舉政治的滿城風雨相去甚遠，但正是這些被壓抑歷史的歷史，在台灣的施密特民主（Schimittian democracy, 一如布洛薩（Alain Brossat）精湛名之）發展中，位居重要地位。台灣民主，換句話說，正逐漸建立在，對社會整體的批判已愈發不可能，且這些批判應被掃進歷史垃圾桶的前提上，一如要控制事實與虛構之界線的努力已然到達痴狂的地步。台灣民主同時呈現出歷史遺緒，以及對台灣在漫長冷戰中身在全球法西斯反共產（共謀）運動第一線的歷史遺緒的遺忘。事實上，台灣政府關於轉型正義的結果之一恰恰在於，在美國的主持下，將法西斯反共主義的歷史遺緒悄無聲息地正常化。這種正常化特別顯見在白色恐怖間接受益者之間的共識，其中即將（已經）離任的總統蔡英文女士的家庭背景尤具象徵意義。
沈伯洋：符合「華盛頓共識」的草根指標性網絡
這裡再一次，沈伯洋在台灣民主中的角色成為一個非常具指標性的例證。目前作為世界民主運動（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MD）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沈伯洋參加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主持下的「網絡的網絡（Network of Networks）」關鍵組織，該基金會是美國政權更迭機構，負責協調民間社會組織在更廣泛的「華盛頓共識」範圍內作為臨時合作伙伴。若回顧傅科（Michel Foucault）的「戰略關係」理念，其中，權力與其說在於指揮能力，不如說是在於創造自我和他人意識的能力，「網絡的網絡」建立在意識形態神秘化與陰謀化他者之上，以產生看似恰好「自然地」符合華盛頓共識的草根、自我動員的政治主體。這種「網絡」正是社會關係的神秘化發生並帶來強力說服力的地方。
因此，陰謀論在整個臺灣競選活動中、直到目前的選後局勢中扮演要角，這並不令人驚訝，但卻是極其明顯的意識形態徵狀。若不談太多細節，我們可以簡單地歸納重整，各種陰謀論不僅均分在三個主要政黨及其支持者中，而且也被在注意力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重要意見領袖和新媒體人士們大力推動。事實上，陰謀論的無所不在與政治運動從城市廣場轉移到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息息相關，這些空間總是由私有化、高度監視的數位壟斷平臺中介，在這些平台中，網紅意見領袖扮演著支配性的角色。
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的選後民調，與上次選舉相比，這些線上人物的影響力增長了 18% 至 40%。至於假新聞來源，大約 40% 的選民承認對消息來源沒有明確認識——這一結果要麼表明人們的困惑，要麼表明網攻判斷的困難。在那些明確表達對假新聞來源保持意識的回覆者中，最大比例（26%）將其歸咎於民進黨，而只有 15% 將其歸咎於中國。根據同一民意調查，近 50% 的選民認為，美國只是打算掏空臺灣，並將台灣為其所用。對於一個專門討論中國滲透陰謀論的公民社會組織民調而言，其結果傳達出一種出乎意料的反抗感，而這股反抗感並不能簡單地用黨派隸屬來解釋。
在這種陰謀論蓬勃發展的同時，臺灣網路安全行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相對於全球高出了好幾個檔次。2020 年和 2021 年的增長率為 11.9%，而同期全球增長率僅為 2.8%。網路安全的爆炸性增長隸屬一個泛綠側翼支持者高度重視的計畫中，這個計畫將以色列視為一個通過資訊科技來實現人口治理和資本積累制度的典範，究其系譜，這個典範直接源自於全球反恐戰爭的永久（不）安全，一如法國學者狄蒂耶‧畢戈 (Didier Bigo )對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稱呼。
全力將中國定罪、並將捍衛全球白人霸權描繪為專制和民主之軸心鬥爭
因此，正在我們眼皮下發生的，可以稱之為對台灣的東方主義式北約化（Orientalist NATO-ification of Taiwan）。就像義大利網路文化和演算法治理的先驅理論家蒂吉雅娜‧特拉諾瓦(Tiziana Terranova) 在2007年一篇題為「未來公眾：關於資訊戰事、生命種族主義，與作為知識政治的霸權」的精彩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當時由薩伊德（Edward Said）首先指出的東方主義現象在全球反恐戰爭期間，由於資訊科技的出現而變形並被賦予新生。就在其更知名作品《東方主義》出版的幾年後，薩伊德在 1981 年的《遮蔽的伊斯蘭》中詳實紀錄了這一現象。
資訊科技在「北約東方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令人遺憾地是今日已被淡忘的歷史教訓，尤其是在臺灣。在這個全力將中國定罪、並將捍衛全球白人霸權描繪為專制和民主之軸心鬥爭的時代， 蒂吉雅娜‧特拉諾瓦的文章是一個無聲但尖銳的見證，從西方對於非西方的知識生產，見證著其政治倒退——彷彿 Terranova 的分析（和薩伊德的分析）不曾存在一般。在我去年出版的《魅影轉型：美利堅治世下台灣共識與區域研究的信條》一書中，名為「秘密的知識論：私有化數位平台時代的霸權與陰謀」的長章節基本上預示了沈伯洋的使命在台灣政治版圖中的標誌性重要性。在這個背景之下，應該回顧一下沈伯洋擔任指導委員的世界民主運動（WMD）在 2022 年選擇台北作為他們最近一次全球集會的地點，並且邀請國家民主發展基金會（NED）主席作為受邀嘉賓。再進一步講清楚這個連結，這個國家民主發展基金會的新任主席，戴蒙‧威爾森(Damon Wilson )先生，其來頭正是前任北約智庫大西洋顧問公司（Atlantic Council）副執行長。
在二十世紀尾聲，通過集中資源在經濟發展，台灣躋身新工業化亞洲四小龍之列。然而目前，台灣經濟正在面臨雙重硬著陸。一方面，執政黨民進黨領導者以及其美國夥伴已經將台灣送進五角大廈懷抱，創造出非常不利平民經濟的環境。另一方面，對美國的依賴損害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使臺灣面臨長期停滯、生活成本增加，加劇了社會和經濟兩極分化。
霸權共識最終扮演了決定性的「反民主」角色
在這些日漸加劇的危機面前，自 2016 年上臺以來，民進黨一直有能力構建一種假新聞和平民動員的論述，其基本上相當於一個人口治理機制。臺灣特有的社會衝突與西方集體命運的深化交叉對映，提供了意識形態神秘化的基礎，不分黨派，這一點對許多臺灣人來說自然地具有說服力。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常被抹黑為「綏靖」黨，但在野黨已經充分展現出其無能產生任何形式的有效制衡論述。國民黨泛藍陣營的媒體非但未對國家安全和假新聞的論述提出質疑，反而是自願堆磚添瓦、宣傳和鞏固既有的論述霸權，也就是將陰謀論區分為官方認可的（如中國假新聞）和未經官方認可的（譬如美國干預論），並依此劃下虛假的界線。
一如蒂吉雅娜‧特拉諾瓦在將近二十年前一個儘管不同卻高度相關的背景下指出的，這種機制首先犧牲的不是某種像「真相」這樣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種可能性——在美利堅治世體系下承受各種形式高度創新並隱藏在虛幻「主權」背後的殖民治理性的人口，他們對當前自身處境的理解受限於「軍事-工業-國會-情報-媒體-學術-智庫綜合體（MICIMATT）」的「論述專家」們打造的術語——這種機制犧牲的，正是人民開始問題化這些術語，並從而從美利堅治世體系下奪回、重新啟動自己的論述的可能性。
儘管這裡沒有篇幅進一步演示《魅影轉型》中討論的陰謀論分析，但最後我只想指出，這些陰謀論目前在臺灣及其他地方都無處不在，正是多個層面發生危機的徵兆。究其核心，所有這些層面都表明，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全球的消亡（儘管並非全部），社會整體性批判理論和政治的集體形象都令人痛苦地跟著消失了。如果社會整體性似乎不再能作為批判與行動的來源，就像我在《魅影轉型》中提出的主張，這特別是與對人類溝通能力的意識形態他者化（ideological alienation）有關，酒井直樹稱之為現代翻譯制度以及區域與人種學差異的機制——並且也必然要從滋養著「北約東方主義」的法西斯反共主義與反黑人主義的當代復生來進行歷史化。哲學家內哈（Frédéric Neyrat）在其最近的文章中，間接論證了這些分析，他指出，當代陰謀論的擴散所象徵的危機最終與（現在已被引導到被壟斷的私有數位平台的）社會傳播的崩潰有關。在這個背景下，反假新聞論述與平民動員的論述構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全球反恐戰爭式人口治理機制，透過霸權共識破壞政治。即便在表面上民主（譬如台灣選民高度參與及高投票率）的選舉政治中，霸權共識最終仍扮演了決定性的反民主角色。
＊作者為里昂第三大學教授，巴黎第十大學研究員，本文由陳韋勳翻譯，原文刊登於《The Invisible Armada》2024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