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將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序曲，也是中國自一六四四年以來面臨最深刻的的危機。國民黨紛爭不休的派系終於找到理由懸擱分歧、拋開意氣，共同戮力民族危機。對蔣而言，這也是最實用主義的決定，因為統一的國民政府更加有利於爭取國際調停。九月二十日，南京致電廣州，邀請共紓國難。廣州立刻同意。汪精衛前往上海，與胡漢民及蔣介石的代表見面。蔣派接受了汪所提出的將國民政府主席改為虛職、廢除總司令職等要求。這些提議再次體現了汪精衛民主集權制的理念，即尋求在先鋒革命政黨領導下，以黨治軍、發展民權。
經過多輪談判，十二月二十二日，統一的四大終於在南京召開。蔣、汪、胡均被選舉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孫科組建的新內閣未能獲得廣泛支持，而胡漢民也拒絕再次與蔣合作。次年一月，蔣、汪、孫在杭州會晤，討論組成聯合政府的條件。調和結果，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主席，孫科立法院院長。此前，蔣介石集中了黨政軍大權。現在，至少在名義上行政、立法、軍事權力分開了。但事實上，由於軍事戰役的優先性，大量財政、行政、外交決定最終都是蔣介石做出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西山派元老林森出任。
這是國民黨多年來第一次實現統一。蔣汪聯合政府裡，汪精衛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少數派領袖」。他組建的內閣是年輕而具有高度專業性的。改組派成員主要由歐美留學生組成，集中在實業、鐵路、內政及（後來）外交等部。鑑於汪精衛在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號召力，他的重新上臺大大幫助南京政府改善與知識界的關係。新的聯合政府面對艱巨的挑戰：疲軟的全國經濟、巨大的地區落差、軍閥及中共武裝的割據，以及最重要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但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數年間，它依然取得了多方面的建設成就，如關稅自治、貨幣改革、道路建設以及逐步削弱地方武裝等。然而這些成就都因為日本的威脅而危如累卵，時刻可能毀於一旦。
大陸官方史學傾向於將日本侵華展示為蓄謀已久、不可避免的全面戰爭。南京政府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執行的綏靖政策因此被批判為「賣國」行徑。對蔣汪政府對日政策的重新評估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簡單回溯一下日本內部導向戰爭的複雜因素。
沒有一個悲劇人物是徹底的英雄或惡魔。就此意義而言，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確是一場悲劇。其最初對種族平等的訴求雖有理想主義成分，但卻因為軍國主義對個人及民族「光榮」的渴望而被腐化。透過學習西方而迅速上升的這個島國，也同時深中帝國主義夢想之流毒。先後戰勝中國（一八九五）和沙俄（一九○五）兩大強鄰、吞併臺灣（一八九五）和朝鮮（一九一○）、蠶食膠東半島的前德國殖民地，它透過挑撥中國內部勢力的紛爭而把觸角靈敏地深入內陸。不暇內顧的中國中央政府在滿洲、蒙古留下的權力真空給它更多增長影響力的機會，儘管這也給它帶來與蘇聯發生衝突的危險。它對中國內陸的滲透，使它也逐漸觸犯到西方列強利益。傑出的政治領袖也許會試圖控制年輕帝國的野心，但是日本缺乏的恰是這樣的人物。在日本民眾看來，政府已經被財閥操縱，因此尤其在一九二七年的昭和金融恐慌之後，日益貧困的農工階層對政府產生深深的不滿。同時，媒體描述的圖景是西方列強敵視日本的上昇，不願意讓它獲得同等的公平競爭機會。海外擴張被視為唯一解決日益深刻的本土危機之途，因為只有增加的領土能給多餘人口以空間和機會，也給其飢餓貪婪的工業提供資源和市場。來自貧困階層的軍隊自視為底層民眾的代表，與貴族文人政府不斷發生碰撞；透過威嚇與操縱，其勢力不斷增長。陸軍本身由各區域遠征軍所組成，各自渴求屬於自己的戰場榮光。所有這些因素合力，造成一種危局：一部無首而高效的戰爭機器被投放在一片空虛疲憊的大陸上，躍躍欲試自己年輕可怖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