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冒動的結果。事件發生後，日本內閣提出的限制敵對行動的要求遭到軍隊漠視。犬養毅首相是孫中山的舊友。他試圖和平解決危機，拒絕承認滿洲國，並且與南京政府祕密達成了協議，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但允許滿洲高度自治。就在協議達成之際，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被軍國主義分子暗殺。公眾的同情顯然在「愛國刺客」那邊：法官們收到超過十一萬封信件，常常用血簽名或寫就，要求寬大處置。九位年輕人自願代替暗殺者就死，而且為了證明他們的真誠，把自己的小指頭割下來泡在酒精裡寄給了法庭。最終，所有受到處置的四十名暗殺團成員都在數年之內被釋放。九一八事變是典型的「下剋上」現象，這是二十世紀初日本政治的頑疾。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愛國義務常常被定義為每位國民對天皇的直接效忠。愛國情懷的神聖性，以及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對勇氣和純潔的推崇，使得公眾廣泛同情並支持不服從的罪行，只要是這種不服從是在最高意義上效忠天皇或「國體」，而二者是二元一體的。文人政客面臨的選擇是或者屈從公眾壓力，或者粉身碎骨。汪精衛未來的「和平運動」也面對同樣的兩難：汪精衛試圖訴諸日本政客的理性自我利益，讓他們看到和平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日本的自我保全，但面對狂熱好戰的軍隊和公眾，他們是無力完成承諾抑或履行決心的。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極大地激發了中國公眾的愛國熱情。自覺抵制日貨的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受到蔣介石軍事打壓的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利用了公眾情緒，展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宣傳戰。但汪精衛提出的口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了政府的主導對日政策。為了保持談判窗口，中日並沒有斷交。綏靖主張嚴重削弱了南京政府在民眾間的號召力和可信度。如果說汪精衛最大的政治資源是他的道德信用，那麼在此後的數年內，他的信用額度將被一系列的事件、談判和退讓而消耗殆盡。
上海事變─汪精衛去國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亦即新南京政府正式成立的那天，日本發動了第一次上海事變。這回開釁的是海軍，他們嫉妒關東軍在滿洲的輝煌功勛，急於建立自己的榮光。蔣介石認為中國還沒有能力與日本全面開戰。儘管十九路軍抵抗英勇、蔣介石後來也逐漸增援，日本空中和火力的優勢最終讓守軍被迫撤退。面對輿論不惜一切代價抵抗到底的壓力，汪精衛要求不任其事者停止唱「高調」，因為在他看來，沒有火力的抵抗不過是第二次義和拳。英國駐華代表藍普森（Miles Lampson）爵士為首的調停開始。五月五日，《淞滬停戰協定》簽署。南京政府同意上海及周邊地區非軍事化，但卻允許日本保留若干駐軍。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的汪精衛，頓時成了千夫所指。報紙指控他賣國，監察院則動議彈劾，指責汪精衛未經立法程序擅自簽署協定。中央監察委員會最終否決此案，因為停火協議乃是中央政治會議的集體決定。即便如此，上海民眾團體還是電請彈劾，嚴厲指責汪精衛「飾非文過」、「覆雨翻雲」、「誓死媚日」、「誠屬黨國不祥之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