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六月中，我一直在不同的安全屋轉移。
三個月前，中共明目張膽表示會繞過香港所有諮詢和立法程序，直接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即《港區國安法》）。二○二○年初，因應疫情轉趨嚴重，香港政府禁止市民於日常聚集，同時亦將此緊急權力用於壓制市民集會權利。在疫情和「限聚令」的雙重打擊下，香港抗爭日漸息微，市民亦將重心放在抗疫工程。狼子野心的中共嗅到扼殺香港公民社會的絕佳時機，便順勢在短時間內推出嚴刑峻法，確保香港政府及國家機器擁有幾乎可任意將抗爭者治罪的「口袋法」，撲滅任何示威的火苗，一勞永逸。
於是，《港區國安法》被提上日程，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甚至曾向傳媒表示，她在《港區國安法》細則公布前也與其餘香港市民一樣並不知道詳情。一個完全顛覆香港普通法傳統的法例，就在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裡時，猶如聖旨般降臨我城。
《港區國安法》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布，當時所有活躍的政治組織者都感到如臨大敵，前路相當迷茫。到底這只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尚方寶劍」？或是會滲透到日常生活所有角落、猶如中國大陸濫用「煽動顛覆國家」罪名一樣，將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關進大牢？從歷史得知，《港區國安法》是屬於後者，用以消滅反對聲音達致「社會和諧」的積極手段。但在《港區國安法》公布前夕，未知和不安籠罩香港，我們也不禁猜測，當《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時，所有香港政運人士會不會突如其來被「一網打盡」，甚或立刻送中。
因此，在整個六月，我就已經對個人安全狀況相當警惕，也開始轉換居住地點，避開潛在的監視。驟眼看來，這或許有點使人覺得我像驚弓之鳥，畢竟事後也知道政府的拘捕行動不如預料般電光火石；但他們企圖將香港反抗勢力一網打盡的野心，還是能在事後以不同案件大規模搜捕香港民主派一窺究竟。
距離六月三十日公布《港區國安法》尚有兩個星期，此時我大約已經知道，我會在六月底離開香港，也許這是一條「不歸路」──但這個決定並不能帶來解脫的感覺。一來曾有離境者被機場海關攔截的案例，我或早已在政府的黑名單中，因個人的政治立場而被限制出境；二來就此離開一個我曾立志為它的未來和自由奮鬥的城市，心有不甘，亦對未來感到徬徨。離開了香港，我仍可如預想般繼續為它發聲嗎？香港的支持者和市民，又會不會反對這個離開香港的決定，認為這是對理想的背叛？
在離港前夕，夾雜著思想上的渾沌以及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我不斷穿梭在港九新界的每一個角落，看著香港都市繁華、小城冷清的每一幀畫面，不由得衍生出千種感覺。我在思想和情感上超出負荷，使我日漸感到疲累之餘，也有更強烈的末日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