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間，仍是二○二○年民主派初選的宣傳時期。我預計一旦未來被香港政府通緝，知悉我離港決定的人或會惹上官非，被指控協助我離開香港。因此基於安全考慮，我並沒有與團隊、家人商量，內心藏著一個大秘密，但又貌似如常地過活。
這並不容易，也並不好受。
那段時間，我特意相約很多熟悉的好友見面聚餐。雖然香港與外地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有些好友被捕後旅遊證件被沒收；當時也正值疫情，尚未開放，在海外相見也不容易。我與他們聚首時，便暗暗感嘆不知何日再見。
六月二十五日，我最後一次離開在東涌的家。那是一頓很漫長，又很快速的晚飯。內心的糾結影響了時間的流逝，使它變得絕對主觀；理性和感性對現實的詮釋被不安和不捨打亂，我想留住眼前一刻，奈何卻深明時間終將向前。我仔細地觀察餐桌上的一切，卻又非常清楚，我最好快一點忘掉。
由於我早已與家人分開居住，不時都會帶來行李箱出入，在享用過晚飯後，我徐徐收拾行囊，準備起行。當時擔憂在機場可能會被海關或警察攔下，因此我將所有電子儀器都清乾淨，只帶了一個背包以及手提行李箱，盡量輕裝上陣，減省它們被沒收時的麻煩。
眾志的年宵外套、監獄的書信、幾件替換衣物……很多富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包括立法會議員時期的文件、《青春無悔過書》贏得的書獎等等，都要被遺留在家，等待一位不會回來的主人。
之後我重新回到安全屋，收拾好心情，等待出發的日子。
我記得那天起來，就好像二○一七年準備上庭迎接公民廣場案判決一樣，周遭事物色彩變得鮮艷，五感特別靈敏。二○一七年上庭前，我們早已知道唯一的判決結果是入獄；二○二○年啟程前往機場前，無論是登上前往倫敦的客機，或是會被拘留在邊境，雖然處境大相逕庭，但對我來說，都是猶如二○一七年般糟糕透頂的結果。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根浮木漂浮在名為香港政治的急流上，在身不由己的客觀環境下，做有限的自主決定。一顆爛橙和一顆爛蘋果擺在眼前，我只能選擇其一，然後接受自己的決定。
戴著一頂漁夫帽，我乘坐計程車來到機場，守在門口的警衛查看了我的登機證後，便讓我通過。當時機場仍實施疫情下的出入限制，只能讓持有效登機證的乘客進入，連飛機接送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務求減少人群聚集。我順利進入機場，意味著我有驚無險地通過了第一個檢測。
航空櫃檯登記，成功通過。從離境大廳進入禁區之間，相隔著檢查香港身分證的電子通道。通道是由兩道閘門組成，將身分證插入機器檢查，驗證成功後取回身分證，第一道閘門會隨之打開，進入後你將被困在兩道閘門之間。設計原意是讓入境處職員以最有效的方式將嫌疑人士拘留，但這道本應只花三十秒的程序，卻成為整個行程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