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科塔的補習教育確實幫助一小部分的考生考進印度理工學院，但也被印度理工學院教授們批評其為填鴨式教育。學者便批評，補習班學生常常是為了考試而死記公式和寫試題，忽略背後的知識理解與實際應用。IIT馬德拉斯學院院長阿南特(Ananth)也曾表示，經由補習班的機械化教育培育出的上榜考生的數量愈來愈多，並不是學校所樂見，校方期待的是懂得思考應用的學生。
高額的補習費用也並非人人都負擔的起，便有了私人的「超級30 (Super 30)」的教學計劃。出身貧困家庭的數理教育家阿南德·庫馬（Anand Kumar）曾因無法負擔前往劍橋大學念書的費用而放棄入學。他有感於自身的經歷，所以他便從2002年開始在印度識字率最低的比哈邦(Bihar)挑選出30名經濟弱勢的優秀學生，免費提供教學輔導與食宿，以幫助學生進入IIT為目標，而學生們也都有不錯的成績。他也被時代雜誌(Times)評選為2010年度的「亞洲之最 (The Best of Asia)」。然而，經濟弱勢的優秀學生又豈只有30人?
印度補教產業發達的背後，透露出印度雖然在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但並未投入足夠的教育資源改善正規教育。如前所述，並非所有的家庭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可以負擔補習教育。因此，補習教育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受教者的階級落差，並形成惡性循環。印度已是人口第一大國，但若要享有正面的人口紅利，勢必要從正規教育做起。印度當局需要嚴肅思考，讓各階層的學子都能在體制內接受完善的教育，而不是要靠額外的補習教育來決定人生，這樣不僅可降低社會間的不公平，也才能讓印度的人口紅利發揮其價值。
＊作者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研究員、印度尼赫魯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