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婦產科醫師因接生的新生兒不幸死亡，發生了醫糾，結果刑事判「無罪不起訴」，但民事卻判「醫師顯有失當、判賠1400萬元」，令人費解。
筆者行醫近半世紀，自揭發台灣醫界違法數十年的「手術同意書」開始至推動「病歷中文化」，一直嚮往「醫病同心」的境界，但看到上面的新聞，雖然不是產科醫師但也替那位接生的同業焦慮不已，1400萬的賠償（史上第三高），以一般醫師收入估計，需要五、六年、甚至十年不吃不喝。
要知道，「醫學」是個科學，無知之處浩瀚無窮，但醫療只是個「行為」，醫師在執「醫療行為」時有許許多多必須要遵守的標準(criteria)、適應症(indications)和禁忌症(contraindications)等等的規則(rules)，醫療行為符合這些規則就是對，不符合這些規則就是錯，除了少數的不可預料性的意外，有錯就有錯、沒錯就沒錯，對專科醫學會絕大多數案例是很清楚的（當然，前題要病歷記錄詳實可靠），因為他們統領台灣該科的醫療，有一定的水準和可信度。
再回談該案，民事「地院法官認定有醫療疏失」，與刑事判決完全相反，「一國兩法」，實在說不過去。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為此炸鍋，認為該判決「顯有失當」，據悉法官判決前還曾提出該案的醫師沒有疏失醫學上的意見，那就更可笑了，請問該法官的判決根據什麼醫學上的根據？難道他的醫學知識（與醫療倫理）強過台灣的專科醫學會？答案如果都是否定的，豈不是「雞告官鴨，由鵝審判」！
因此，法界應解惑民眾，為什麼「刑事」和「民事」的判決有如此大的差別？一般輿論認為這是「翹翹板效應」-「降低醫師的刑事責任但拉高民事責任」。其實我們都知道，這是法界的難處，一方面無法「醫療除罪化」，法官判決時就儘量降低醫師的刑事責任（相似於法官「不願執行死刑」，就判處「無期徒刑」的行為邏輯）。另一方面，同情患家的遭遇而提高了醫師的「民事責任」，以至於賠償金額愈來愈高，這對比較常發生不可預料性醫療意外的科別，由醫師承擔平撫患家痛楚的責任，就社會整體角度而言，實在有欠公平。
筆者有感：
一、筆者2013年5月9日於聯合報民意論壇建撰文提議仿照2藥害救濟法，對外科、產科、小兒科等建立「在醫、病都無過失」卻產生重大傷害時，也讓無辜受害者獲得實質救濟。衛福部於同年10月試辦，成據報導「成效良好」，立院於2015年12月12日三讀通過「生產事故救濟條例」，胎兒死亡最高可領30萬等等，至今9年餘，成效再無追蹤報導，但30萬與本文所述之1400萬相隔甚遠，衛福部應即時檢討翻修該條例，否則未來的生產發生的醫糾案件勢必更會增加。
二、保險業在台灣生意很興隆，民眾早習慣以不多的金錢換取萬一時的保險，例如旅遊有平安險、日常生活有火險、健康方面有癌症險、交通可以有意外險等等，政府可責交公立銀行設立民間生產平安險，產前家庭繳若干保費，產下一個健康寶寶，歡天喜地，保費算是白繳，但與人同悲，相信有助不幸者。
總之，「五大皆空」正發生中，本案更加速產科「無醫化」，懇請法界人士以及政府不可輕忽
＊作者為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