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民族革命對於陸軍的信條與結構同樣造成了長久的影響。「全民國防」的信條就是源自於此。由於這項信條，陸軍因此藉著與平民密切合作，以打擊國內的叛亂與顛覆活動。獨立後那些年間，動員平民組成私刑團體與民兵的策略就是以這種概念為核心。那場革命也造成了印尼應該要有「國土軍」的觀念，也就是在每個省、縣、區、村都有常駐部隊，關注重點同樣是在於打擊內部動盪與顛覆的威脅。最後，在革命期間，陸軍變得愈來愈中央集權，意識形態也愈來愈具同質性，一面把各自獨立的抗爭組織併入其中央指揮之下，也致力於清除對其權威造成威脅的左翼與伊斯蘭主義部隊（例如社會主義青年團〔Pesindo〕與真主黨〔Hizbullah〕）。印尼陸軍信條與結構的所有這些面向，都促成了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大規模殺戮與監禁，而且堪稱也是那起事件的關鍵先決條件。
當然，印尼民族革命遠遠不只是印尼與荷蘭部隊之間的軍事鬥爭，而且其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僅限於軍事領域。這項革命也涉及了其他根本性的問題，像是這場抗爭該由誰領導（共和主義者、聯邦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抗爭的進行方式（透過軍事手段還是外交手段，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以及新成立的民族國家該採取什麼形式（世俗國家、單一國家、聯邦國家，還是伊斯蘭國家）。這些辯論受到解決或者懸而不決的方式影響了這個後殖民國家的性質，以及在後獨立時期出現的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這些辯論也強化了激烈意識形態衝突的政治情勢，而這又是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大規模暴力的第二項先決條件。
＊作者傑佛瑞．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