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中國首款3A（高成本、高規模、高品質）的遊戲《黑神話：悟空》發行後，引發了台灣吹中派和厭中派的嘴砲戰。
這其中，吹中派的說法當然是要台灣人正視中國的進步，甚至又把「中國人民要站起來了」那套套在遊戲產業，明示中國遊戲要超英趕美啦，但實際上這些「自爽」的說詞並沒有「感動」多少厭中派，畢竟如果覺得為了「1個」3A級遊戲去當中國人很合理，那你有千千萬萬的理由當美國或日本人，他們可是每年都「量產」很多3A級遊戲。吹中派的吹噓說白點還是「自產自買」──只是提供親中者一個親中的理由；至於厭中派當然也有很多「中國就是爛」的各種說詞，可以提供討厭中國的「市場」消費。
管制也有緊鬆之分
不過「為什麼台灣做不出XXX」這種疑問看在六七年級生的眼裡，總是有些感嘆，畢竟在我們青少年的時候，無論是電腦遊戲、戲劇或是流行音樂這些娛樂產業的範疇中，台灣都領先包括韓國、中國這些鄰近國家，如今卻沒有一樣不嘗到逆轉敗的苦滋味。
20世紀末台灣的娛樂產業──不管是戲劇、電腦遊戲或是流行音樂能夠領先韓國、中國，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政治、社會的開放比韓、中早，二是海島型民族對其他國家沒有那麼多「國仇家恨」。
關於第一點，對於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實在不太好說明，畢竟古早時代的台灣也是有黨國體制、甚至還有戒嚴令。我們只好舉個很直觀的例子，Kpop第一代偶像天團G.o.d曾回憶他們剛出道的時候，曾經因為成員有染髮被電視台禁止上台表演，最後只得戴上帽子，而G.o.d出道已經是1999年的事了。比較起來，台灣歌手崔苔菁1980年代就曾以龐克頭在電視台亮相，甚至還有亮片長頭套的「妖姬裝」。
「政府」監控娛樂圈，影響當然不只是出現在「頭皮上」的穿著打扮，更大的還是「頭皮下」的內容。在台灣流行樂壇地位舉足輕重，創作過無數名曲的羅大佑，在1982年用著沙啞聲音唱著「這裡不是我的家」出道。在那個還有「蔣總統」，還沒解嚴的年代，羅大佑卻他的歌詞嘲諷社會、嘲諷政治、甚至嘲諷「道統」。例如在1984年發表的〈超級市民〉歌詞是這樣寫的：
那年我們坐在淡水河邊
看著台北市的垃圾漂過眼前
遠處吹來一陣濃濃的煙
垃圾山正開著一個焰火慶典
於是我們歡呼
親愛的台北市民
繽紛的台北市
垃圾永遠燒不完
大家團結一條心大廈關了一些樣品屋
屋子加上鐵窗防老鼠
槍聲響徹了六合路
誰把手槍丟進了澄清湖
於是我們歡呼
親愛的高雄市民
威風的高雄市
槍聲一響齊步走
大家團結一條心唏哩嘩啦下了一陣雨的那一天
大家都有信心不怕危險
淹水淹得我們踮腳尖
塞車塞得我們灰頭又土臉
於是我們歡呼
親愛的台北市民
盪漾的台北市
颳風下雨不要緊
大家團結一條心
讓我們歡呼
親愛的台北市民
塞車的台北市
塞車永遠塞不停
大家團結一條心
大家團結一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