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任大偉也引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最新全球民調：在富裕國家中，只有新加坡的多數成年人認可中國；但在中低收入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東南亞國家，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則要正面得多。來自全球南方的大使們認為，中國從極度貧窮中崛起是一種激勵，他們感謝中國提供了新的市場、投資和基礎設施，而沒有西方列強慣有的「殖民式說教」。
當聽到歐美指責中國鐵腕對待少數民族、或者譴責中國在烏克蘭戰爭幫助俄羅斯時，全球南方的部分國家就會感到不耐煩，來自拉丁美洲和中東國家的大使們會問：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侵犯人權該怎麼說？美國在加薩走廊武裝以色列又是怎麼回事？任大偉指出，這些質問的背後，是中國隨時準備好運用的怨恨情緒。任大偉還說，新冠疫情期間一名中國高層官員對他說：西方國家談論普世價值，就像殖民時代的傳教士告訴其他國家「該向哪個神祈禱」沒兩樣。
茶館打烊：人走茶涼？
遺憾的是，即便是像任大偉這樣的資深中國通，如今也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任大偉說，在中國進行報導的孤獨令人震驚。因為有太多的外媒記者（尤其美國媒體）被當局驅逐或者因為騷擾而被迫離開，而後繼人選又很難獲得新的簽證。川普政府當年驅逐數十名中國記者，則給了北京官員報復的絕佳藉口。
任大偉指出，光是在「茶館」專欄連載期間，《紐約時報》在中國的特派記者人數就從6年前的10人銳減至2人、《華爾街日報》從15人縮減至3人、《華盛頓郵報》更是從原來的2人降至完全沒有特派記者。《朝鮮日報》則指出，韓國媒體的北京特派員數量，也在兩年內從40多人減少到30多人。
今年4月，中國外媒記者俱樂部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受訪記者懷疑自己的手機遭到中國駭客攻擊；81%的人表示在採訪過程中曾遭遇中國當局的干涉和騷擾。去年7月實施的《反間諜法》修訂，更是加劇了外國記者的困境，該法案將間諜行為的定義擴大到「提供與國家安全、利益相關的資料」等，即使未經證實，也可能面臨高達5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不僅是記者，外國學者和顧問在中國的處境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在中國大學攻讀博士或從事研究的外國人被要求研究「自己的國家」而非中國內部問題。香港自2019年以來，外國學生註冊人數下降了13%。諸如貝恩諮詢公司、明茨集團等美國諮詢企業遭到中國政府的高強度調查，美國蓋洛普公司更是在30年後決定撤離中國。
中國為何不能容忍批評？
任大偉認為，中國人對外國批評的憤怒，源自於合法性的爭論。在政治學家看來，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的一路高歌猛進，中國的現代化也確實值得炫耀：中國變得更加富裕，新鋪設的公路縮短了城鄉差距，城市面貌更是煥然一新。如果問中年人他們的生活是否比父輩好，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