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林聖芬是我1984年在美國芝加哥與林孝信（老林）結婚之後，我們成了姻親。老林是聖芬的二哥，聖芬因此成了我的「小叔」，我則成了他的「二嫂」。
是家人亦是同志：為人著想不居功的林聖芬
老林是1971年開始的美國保釣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被當局認為是「反政府份子」，很快的變成當時國民政府「特黑」的「黑名單」。而我也因為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任教的時候，擔任學生社團「台灣同學會」的導師（faculty advisor），經常邀約台灣同學到我家聚餐、並且關心、談論國事、天下事，也常請老林從芝加哥飛來奧斯丁與同學談保釣、談台灣局勢、談兩岸問題、談世界局勢。但是就這樣，我也很快被打小報告、變成奧斯丁地區少數幾個黑名單之一。老林與我因此一直無法順利返回我們魂牽夢縈的故鄉台灣定居，一直到1997年，老林及我才得以帶著還在小學讀書的兩個女兒返鄉、定居台灣。也就是到這個年代，我與我的「小叔」聖芬才有機會真正見面、聚會。
老林與我在台灣定居以後，很快就全身投入台灣的社會改造運動，老林投入科學普及、社區大學、通識教育、保釣運動、勞工運動及左翼運動，我則除了在成大的教學及研究工作外，也投入公共衛生體系批判論述、「公衛教育在社大」運動及保釣運動當中，我們都異常的忙碌著。而聖芬也同樣非常忙碌，當時他已經是資深而且十分有名望的媒體人，擔任中國時報的主筆、總編輯、社長等等要職，所以老林與我、聖芬及夫人淑慎主要是在家庭的聚會中才有機會相互了解，當時，我對聖芬的認識是：雖然已經是媒體界頂尖的人物，卻十分親切、隨和、體貼、真誠、低調、沒有半點虛假，與他在一起是安心的、放心的。聖芬與淑慎夫婦十分能幹，林家的聚會，都是他們夫婦張羅聯絡的。老林與我作為二哥、二嫂僅有的貢獻就是積極參與這些聚會，林家也因為他們夫婦長年默默的、持續的付出，維繫著親友之間溫馨的感情。
老林對聖芬這個弟弟，是欣賞、珍惜的。有一次老林與我聊起聖芬，老林說，聖芬在中國時報從基層記者做起，一路做到採訪主任、主筆、總編輯、社長、中視董事長、進而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主要原因是，聖芬對工作認真、負責、拼命三郎般地投入，時時站在別人的立場，處處為別人著想，卻不居功，處事外圓內方，又不失原則、不隨波逐流。對一些可能的不順，他總是自己承擔下來，從不抱怨。上面提及，老林從1971年參與保釣運動開始，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前，都是國民政府特黑的黑名單，老林因此無法返鄉，被迫20多年羈留海外，連母親過世也無法回家奔喪，對老林及家人都造成沉重的打擊。而老林在台灣的家人則三天兩頭受到政府的「關切」，警察到家「查戶口」，質問家人是否與海外的林孝信聯繫，等等。此外，聖芬的工作是新聞記者，而他又是「特黑名單的家屬」，工作當然受到政府安全單位的監視與掣肘。但是，對這些種種困擾與打擊，聖芬就這樣長年承擔下來，從來沒有怨言。當然，聖芬是認同而且敬佩他二哥對台灣社會的無私奉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