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迷惑煙幕和一廂情願的想法不談，很容易看出中美之間的競爭本質確實是攸關生存，因威脅到彼此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觀的存在，甚至是國家地位和民族地位。也許有可能，尤其是對作為開放、多元的民主法治移民社會的美國而言，讓兩個競爭者「我活你也活，各過各的」（liveand let live），可以以一種基於規則的、類似體育賽事的關係共存，定期、和平地決定兩種對立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觀的權力和命運。然而，正如我一直以來試圖證明的，意在改變世界體制的中共，注定是要接管全部並以其方式重寫規則；這使得中美競爭成為持續公平比賽之願景，顯得不切實際、流於幻想。因此，中美競爭和整個中華博弈的結果與和平程度，將主要取決於跨太平洋的力量平衡，以及美國及其盟友如何應對來自中共黨國那日益嚴峻的挑戰。
美國始終象徵著一個龐大而看來難以逾越的外在力量，這是中共無法掌控、卻又強烈感受到，深深豔羨渴求但又極為恐懼的。事實上，中共領導層一直深刻明白美國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北京一直禁受著美國力量的強烈震撼；儘管主要是為了迷惑和欺騙中國人民，中共七十多年來的宣傳都是一直不遺餘力地以一些巧妙編造的虛假故事，將美國描繪成一隻「紙老虎」、一個不成熟的暴發戶、一個正在衰落或已經衰落的國家、一個自作自受的惡霸，或者僅僅是一個由被寵壞和無能的人民所組成的腐敗國家。
不過，空談之餘，中共自執政以來，其實一直都在努力追求要超越美國，在能力和資源上壓倒美國，特別是在經濟產出、金融資源和軍事實力方面：從異想天開的大躍進要在1965 年前（或1975 年，或「2000 年左右」）超越美國，最終卻以大蕭條和大規模饑荒結束，到1962 年起由「中央專門委員會」領導的軍工一體全國總動員以發展軍事裝備，再到八○年代起的「到2000 年實現國防現代化」，以及到2049 年（甚至是在2035 年）超越美國，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然而，在激烈拚鬥之下所造成生命和資源的巨大浪費與龐大的機會成本，以及反覆多次的失敗和拖延之後，2020 年代的中共黨國在社會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方面，仍然還是基本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不過，儘管中國總體上仍然明顯落後於美國及西方國家，但正如我在本書前面和《中國紀錄》中試圖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一個擁有強大實力的頭號競爭者，因為它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極度壓榨，積累了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對人命和金錢可以集中且不透明地耗費並且幾乎不受任何審查或制約，還得以大量（合法和非法地）獲取世界的最新科技。
中共黨國的GDP 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二，但其中央政府經費支出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聯邦政府，而且不像美國聯邦預算需要受到國會管束和公眾監督並必須大量用於社會福利。中國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也許永遠不會）在技術創新、經濟效率、人均GDP 和生活水平等主要指標上接近和超越美國。 然而，中共黨國政府已經累積了世界級的資源，成為一個日益壯大的次優化巨人，使其在與美國的博弈中具有了系統性和全球性的影響力。
從人類歷史上（特別是中國歷史上）來看，純粹的暴力和狡詐的詭計相結合，經常會征服更有價值、更強大的對手。因此，中共憑藉其集中龐大的武力優勢和針對性的外交運作，而不是依靠治理的可取性和人民的擁護，以及社會經濟績效的優越性，它企圖透過各種不擇手段的伎倆來贏得中華博弈，或許並不是一個太離譜的押注。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