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能性，遠小於持續的、非實戰的戰爭。這種低烈度戰爭會取得零碎的成果，逐漸累加達到中共最終勝利的臨界點，可以令其巧妙地避免重演偷襲珍珠港式的大對決。眾所周知，中共一貫強調「政治戰（⋯⋯）不戰而勝。」人們對現代戰爭那些理由充分的恐懼，事實上可能會消減抵抗，並使在基因上就不太在意戰爭代價、不怕辜負人民的堅定挑戰者更加強大有力。
在法律或事實的西發里亞體系下，當一個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對峙時，確實可能享有某些獨特的、決定性的優勢。 理論和經驗都證明，在西發里亞體系下，民主國家往往比獨裁國家更優越、更和平。正如克拉倫斯．斯特雷特（Clarence Streit）等有影響力的倡導者很久以前所設想的，一個世界範圍的民主國家，一個由相似甚至相同的民主國家組成的中央集權聯邦，可能是人類文明的理想政體。59 如果中共承諾甚至看似要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先不談北京屢見不鮮的不守信和口是心非），那麼在統一世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也許仍然是可接受的。然而，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討論的命題，比起堅持民主法治，一個世界政府，即使是由民主國家發起和領導的，當不受同儕力量的約束和挑戰時，將有更大的傾向（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會成為具有威權，甚至是極權政體的世界帝國。這是因為民主（或聯邦制度）是基於規則和妥協，其建立和執行公共治理權力的方式，其實不如威權獨裁來得自然。民主法治的維護，就像餐桌上或操場上的社交禮儀一樣，都需要刻意、不斷努力去維護，必須透過不斷的教育、社會化、內化來調整。所有人
類組織生活中都存在獨裁傾向，需要有意識地、不斷地努力才能加以緩解調節。 在國家和全球層面尤其如此，因為後果格外重大，而純屬運氣地減緩或扭轉這種趨勢的「外部」干預很罕見且代價高昂。類似於社會化同儕壓力的持續性外部競爭，是確保民主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關鍵。即使在民主國家的聯邦／封建制度下，內部約束本身也不足以確
保單一主權力會受到制約和限制。因此，一個唯一的、不受外部競爭約束的世界政府，幾乎肯定會墮落為一個世界帝國的專制政權或一個功能失調的政體。在這種情況下，代價高昂的全球「內戰」，將把人類拖回原始粗糙的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一種事實上的、較不可取的西發里亞秩序，就像中華世界之前無數次發生的那樣，「世界」統一之「天下大
治」和「世界」內戰之「天下大亂」的循環不止，使中華人民遭受了長達許多世紀的災難和停滯。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範圍的自由國際秩序，即冷戰後法律上（de jure）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迭代，比一個僅僅事實上（de facto）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更可取；但它承受著變異的壓力，也產生了政治全球化的躁動，也許已經接近基於規則的國際聯合體，在不演變成全球治理或世界政府，並推翻西發里亞體系的情況下的功能極限。世界貿易組織和許多其他國際機構在2010 年代和2020 年的功能失調，自九○年代以來那些「人道主義」國際干預的挫敗，以及自2001 年以來曠日持久且過度誇大的反恐「全球戰爭」，特別是摧毀蓋達組織（al-Qaeda）及2003 年入侵伊拉克之後（類似一個嚴重過敏性過度反應）都敲響了警鐘。 正如本書第一章所提到的，關於人性的一個重要見解是，不受約束的權力會腐敗，甚至很快就會驅使「好」人變得邪惡，特別是在「合適」條件下，例如假定的需要感、不確定性、危險或恐懼。62 人們的「自然」傾向和衝動是偏好威權主義勝過民主制度，樂見集中權力（和「解決方案」）勝過分散競爭；再加上現代科技（由民主下的競爭產生）的集中化強大助力，有可能在中華博弈中，令更為可取的民主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敗北。
由此，中共黨國對世界秩序的系統性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類文明重新導向的力量，實際上可能比北京能擁有和行使的可見物質能力更強大、更深遠。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中華博弈中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似乎是在不成為一個更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擊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維護民主法治和西發里亞體系，而不是以不同的名義創造另一個中華秩序。這種情況讓人想起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過的「屠龍者」的可怕重生。人們應該記取喬治．歐威爾的傑作《動物農莊》中的寓意，以及緬甸傳說所描繪的悲劇：勇敢的年輕英雄們為村民而殺死惡龍，但最終自己卻總是變成了惡龍。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