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駐外代表、大使的主要任務為：1.全面提升雙邊的實質關係；2.引駐在國之強項為我所用；3.提升國家的能見度、好感度、知名度；4.運用駐在國政府及民間的力量協助我國拓展國際空間或在國際發聲；5.促進雙邊的人流、物流、金流。6. 保僑護僑及對國內來的旅客緊急提供諮詢與援助。
二. 邀請以色列諾貝爾獎得主來台
2010年1月5日我由香港搭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機到特拉維夫上任。出發之前，我就盤算怎麼能打出第一張好牌。前一年（2009年）10月我看到諾貝爾獎化學獎頒給了以色列的學者尤納特（Ada Yonath)教授。我想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就由台灣寄了一封信給她，希望上任之後能前往拜訪；不久之後我意外地接到她的回信，很客氣地邀請我到以色列之後見面。我到任後請同仁楊芷宜秘書聯繫，到她位於魏茲曼科學院分子生物中心的辦公室去拜訪她。我第一眼看到她時，著實嚇了一跳，看到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穿著隨意且毫不起眼的老學者，坐在一張破舊、可旋轉的座椅上，整個的辦公室非常狹小，大概只有五、六坪大，到處塞滿了書籍跟資料。言談甚歡中，我當時就邀請她到台灣訪問，希望嘉惠台灣的學子；她很客氣翻開密密麻麻的行事曆給我們看，說邀約實在太多，有機會一定要到台灣去。
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以色列理工學院的教授丹謝赫曼（Dan Shechman)，我除了備函道賀之外，並約他見面。之後我們約到一個咖啡館見面，那一天他開了一輛白色小而舊的車子過來， 言談十分平易近人，對台灣頗有好感。2013年他們兩位終於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到台灣參加「台灣與以色列生命科學研討會」，我也參加了開幕式。出席的還有以色列科學與人文研究院院長露絲.阿儂（Ruth Arron)。我離開以色列之後，他們又再度訪問過台灣。
我和同事在2013年也去拜訪了羅伯歐曼（Robert Aumann)，他是希伯萊大學理性研究中心的主任，當時已年過80 ，每天仍到校研究。他以賽局理論提升對衝突與和平的了解，獲得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如同其他大師，態度都非常謙和，他首肯有機會到台灣訪問，後來因為我調到印尼工作才做罷。
另一方面，台灣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院士到以色列訪問，我奉派去機場迎接；耶路撒冷的主辦單位也派了車迎接，所以我跟李院士打了招呼之後就回特拉維夫。以方迎接貴賓的那一幕仍歷歷在目，只見主辦單位派出的是輛白色計程車，司機看到李院士之後就打開後車廂拿出一束鮮花獻給他；李院長接受了，並不以為忤。以色列的做法充分展現他們務實不做作的一面，這在台灣肯定受到不少批評也行不通。此外，我接待過中研院院長翁啟惠院士三次，他是我的老朋友，1980年初，我們就住在波士頓的同一個公寓。2013年，他去以色列接受伍爾夫獎（Wolf Prize)。該獎是獎勵對推動人類科學與藝術文明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很多得獎者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