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持續了將近一年，戰爭還沒有結束，但已有了定論：兩敗俱傷，仇恨加重。哈馬斯在軍事上挫敗，但政治上獲利；以色列在軍事上獲勝，但政治上失敗。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印證了一句話：戰爭沒有贏家。
ㄧ. 我與以色列的邂逅
1980年初我在哈佛大學選讀國際關係的碩士課程，我選了兩門課，一門是恐怖組織，另一門是石油與國際政治。這兩門課跟中東的地緣政治關係十分密切。當時我驚覺，一個外交系畢業生，讀了四年的國際關係，但對中東地區的了解還停留在石油、駱駝、穿長袍只露雙眼的女性等極為膚淺的印象上。當時讀了William Quandt 教授所寫的一本美國在以、阿衝突中的角色新書，勾起我對研究中東問題，尤其是對以色列及猶太人的興趣。1982年10月以色列駐美國大使Moshe Arens到哈佛大學演講，我也特別去旁聽，對當時安全維護之嚴密記憶猶新。沒想到30多年之後我有機會出使以色列，進行了四年特殊的外交之旅。
2009年八八水災所引發的政治風波也影響到外交部門，部長歐鴻鍊、政務次長長夏立言自動請辭「以示負責」。夏立言請辭之後，我由國防部驅車前往探視，只見他神色自若，無怨無悔，無從安慰他。就在此期間，國防部長陳肇敏受到民進黨不斷誣蔑攻擊抹黑，指責他救災不力。我親眼目睹他承受巨大的壓力，但仍以沉著冷靜的態度不眠不休指揮調度，展開救援的工作。我在那個期間曾經以國防部軍政副部長身分寫過一篇評論，刊登在聯合報，說明與澄清他的所作為。
不久之後，我突然接到長官指示，要派駐國外工作。我有兩個選擇，一是法國巴黎，二是以色列。對我內人而言當然是選擇巴黎，但對我而言以色列是最優先的去處。以色列是極為特殊的國家，國際的處境也是不同尋常，在不利的自然環境中卻能生存得很好，值得前往探究，一圓40多年來的好奇心。長官們對我的決定也頗為意外，我去見他們的時候就帶了我寫的一本書—「美國與以、阿衝突」（商務印書館出版，1985年）。他們看了之後也就釋懷了，同意了我的想法。
我算是空降到外交部門工作。雖然以我的學歷跟經歷，不至於遭受太多的批評，但總是要繳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以杜絕悠悠之口。其實，對新的任命，我的壓力並不大，因為1，對外交部而言，以色列似乎不是重點國家，也並不期望台以之間會有什麼重大的突破；2，我對以色列的歷史、文化、政治發展早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掌握，可以找到工作的切入點；3，以色列全民皆兵，男生要當三年，女生大約兩年；總理、部長、國會議員都在軍中服役過，軍人的社會地位很高。以我擔任國防部軍政副部長的經歷，我有更多的優勢展開在地的工作或開拓更多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