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修正歷史，乾隆帝簡單明瞭地宣布所有的「八旗漢軍」都是「漢人」。此時正值對中國的征服結束，試圖鞏固大清的統治、將漢軍逐出八旗，以及《四庫全書》計畫成型。
《四庫全書》為官僚體制外的漢人知識分子所創造出的入仕機會堪稱空前絕後，並以重新釋義來頌揚中國文明的崇高文學成就。但《四庫全書》也間接導致了新文學的制度化，特別是在乾隆初年下令後才完成的歷史作品（大多由國史館負責）在編目時與古代著作一視同仁，從而讓其獲得「經典」的權威。有些作品試圖呈現出所謂滿蒙起源的定版歷史敘事。
對漢人而言，《四庫全書》沒有意義；古代經典已涵蓋所有必讀的中國起源內容，朝廷最多能做到的（確實也如此進行了），就是鼓勵學者使用「考據法」來審視這些文獻，以求在字裡行間中有新的發現。但如今漢軍被納入漢人之中，此單一的中國起源觀念就出現問題：如果漢人在歷史上都是同質的，且大清的統治具備普世的正當性，那為什麼有些漢人在征服之初就投奔大清，有些則不然？
康熙帝採用遼東人與「漢人」的融合來創造出對清帝國的特殊忠誠典範，來頌揚在三藩之亂中壯烈犧牲的范承謨與馬雄鎮。那些替康熙帝捉刀的文士認為，區異之處在於有些漢人能體認到何謂正義的統治，並投誠報效之；其他人對腐敗明朝的效忠只能算是愚忠，或僅因心胸狹窄而抵制清朝（《大義覺迷錄》中的判決即如此強調）。這個解釋在乾隆帝看來窒礙難行，與祖父不同，乾隆帝以絕對的皇帝自居：忠就是忠，不管對誰都是忠；對一方忠誠的反面並不是對另一陣營的忠誠，忠的反面就是背叛。
身為絕對的皇帝，乾隆帝開始批判那些悖離絕對的人；旗下的史家開始審視棄明投清的忠誠問題。總之就是皇帝認為，早期為大清所用的「漢人」僅僅是出於投機，雖然處於征服階段的國家因此受惠，但征服完成後的國家並不會對此行為的道德淪喪視而不見，更不會對這些早期「叛徒」報以不恰當的感激。
成形並傳遞此一判斷的工具是《貳臣傳》。一七七六年，朝廷命國史館起草的列傳中有貳臣卷，指曾侍奉兩朝的臣工，將忠心從明轉移至清的文武官員。《貳臣傳》與之前為紀念史可法等因抗清而犧牲的明代忠臣而編纂的《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形成鮮明對比，皇帝的想法也不言而喻。關鍵在於，乾隆帝的判斷並非毫無顧忌。「貳臣」的標籤下，仍反映出早期遼東家族之間的協議；與同期編纂的《逆臣傳》（吳三桂即記錄在冊）比對，可將《貳臣傳》理解成清初歸附者的階層，而乾隆朝如今以不同程度的譴責來評斷他們。
貳臣名單所隱含的思維雖然是乾隆帝意識形態的特徵，但並非其個人。范承謨與馬雄鎮於三藩之亂中殉節的一百年後，一七八一年曾短暫擔任國史館纂修官的劇作家蔣士銓（一七二五至一七八五年）在作品中設計讓馬雄鎮對吳世琮喊話，譴責吳三桂已為「貳臣」，卻又第二次叛主，體現出乾隆帝如何看待范馬二人的犧牲；從歷史中挑出早期漢軍歸附者的典範，斥責所有唯利是圖的騎牆派。遼東人吳三桂叛明又叛清，故他與另外二藩被劃入一個獨立的類別―即使同為貳臣，其罪責大小也有精細的等級之分。要表現出這一點，名單不僅須慎選，更要細分，將每個主角擺在有類似道德缺陷的人群之中。朋黨、投機者、叛徒，以及那些不勞而獲的人都被加以區隔並展示出來。最初是從數百、甚至可能上千名曾侍奉明清二朝的高官中挑選出一百二十名（完稿後名單上有一百二十五人）。這不僅是為了評價被點名的人，而是如所有朝代史的列傳一樣是種啟發性的手段，用來展示不同行為的類型，以及國家對其的評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