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中的諸多事例中，許多人之所以被特別挑出來譴責，是因其生前，或更多是在身後遭指控貪腐、叛國，或者像周亮工，則是因為散播反滿思想。一七七八年將貳臣名單分為甲乙兩編，其中乙比甲更罪大惡極，並進一步分成上中下三等，如此分出六個名聲好壞的相對等級。對於許多遭點名為貳臣的人十分重要的局部考慮因素，大多無法加以重建；例如，把迫害東林黨的魏忠賢一黨分至最低階（如馮銓為乙中、高弟為甲下、李魯生為乙中、錢謙益為乙中）可看出特別在意朋黨之事，但諷刺的是，許多敗於努爾哈赤之手的明代東北軍官（之後成為指控佟卜年者）也是魏黨的受害者。乾隆帝對李侍堯（死於一七八八年）的疑慮可能導致其祖先李永芳列入甲中；或許基於相同的理由，馬雄鎮的父親馬鳴佩（一六○○至一六六六年）雖然身為遼東的「撫西拜唐阿」（征西的工具），協助瓦解南明勢力，與許多貳臣的仕途類似，卻因為可能有損兒子的清譽，而未被列入名單。一七八五年，《貳臣傳》終於完工，並呈獻給不滿其延遲多年的皇帝。
貳臣中多半是非遼東出身的八旗漢軍，但並非全部。他們在《貳臣傳》中的安排及對某些知名漢軍家族的忽略，反映出十八世紀末的帝國意識形態，具備調整早期漢軍歸附者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將八旗漢軍重新定義成征服時期投機者的新需求。
乾隆帝堅持個人對養育並給予報酬的朝代需抱持絕對的忠誠，此標準凌駕一切。因此，幾乎所有在明代進士及第的人評價都非常低；他們當中有部分是「北京漢人」及在一六四四、一六四五年間在帝都北京降清的未在冊官僚。他們大多不僅是「貳臣」、而是「三臣」（如在一六五四年因貪腐而遭處決的陳名夏位於乙下，孫承澤也同為乙下），在多爾袞的軍隊入關前，曾入仕李自成的叛軍政權。這與十七世紀末亟欲確立漢人忠於清朝的價值，形成鮮明的對比。
用征服前後意識形態的差距，有助於解讀漢軍與貳臣名單的關係。將所有遼東漢軍排除在名單之外，等於忽略了至少自三藩之亂後朝廷對范承謨與馬雄鎮的吹捧，認為漢軍本質上即為漢人；更重要的是，代表漢人對清廷的期望之情。根據此假設，即便是非常古老的漢軍家族，當中某些人也必須被認定為明朝的「逆臣」。換句話說，將佟養真、佟養性、寧完我或范文程等早期尼堪的支柱納入其中，即隱含了對努爾哈赤建國歷史的譴責。有鑑於乾隆帝亟需樹立絕對忠誠標準的意識形態下，合理的解決方案是公布「貳臣生平」的名單。
時空背景牽涉到貳臣的意識形態，此為十八世紀大清推動專業化帝國道德受眾的特徵：分為「關外」與「關內」；「生平」的六個等級表面上看來只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細看後才會發現沒有一個次分類的投降日期、出生地、投降地或官階是相同的；直至《貳臣傳》編纂之時，時空皆已成為道德標準，因此有必要強化次分類中的群聚性與多樣性。一六一八年攻占撫順後所組織的最早臺尼堪家族，即尚處於「無區異原則」的時期，除了納入李永芳（時值乾隆帝十分憎恨其後代李侍堯）之外，其餘皆未列入。繼撫順之後，在一六二二年瀋陽及其以西的戰役中歸附的臺尼堪則列出三名為代表，全都出身廣寧。至於在征服華北過程中立功的「撫西拜唐阿」，則有二十位入選。總而言之，在一六四四年入關並全面入侵中國之前歸附的漢軍，大多集中在甲上、甲中與甲下，顯示出他們在一七七八年的原始名單上屬於「較好」的一群，評價遠遠高於之後在北京與南京降清的明代臣僚。
